-
四大差距阻碍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
我国正在迎来有史以来最大的回国潮,近5年归国留学人员近80万人。根据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发布的《2012万名留学人员回国就业报告》,在所有留学回国人员中,大部分是具有硕士学位的学生,占76%,博士学位高端人才仅占11.2%。2005年希望留在美国工作的中国籍博士生的比例高达89.4%,2011年这一比例降低到82%。 近日,欧美同学会副会长、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专访时指出,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 91.8%海归认为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 中国青年报:您是哪年回国的?您认为当前优秀留学生在回国选择上,和之前的人相比看重的因素有什么不同? 王辉耀: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时指出,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我想国内发展“步子更快一些”,离不开科技人才,离不开具有海外视野的事关国家发展的公共政策。所以,在他讲话的第二年我就回国了。我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开展对中国海归群体研究和海归社团的创新;二是为国家的公共制度和公共政策创新及人才强国战略建言献策。 近几年,我们研究发现,现在海归回国发展更看重国内的发展机遇。我曾在哈佛大学和美国几位专家做过一项针对中国海归和印度海归的研究,91.8%的中国海归称中国有更好的经济发展机遇,这是他们回国的最重要原因。另外,在中国留学人员回国的原因中,中国更为庞大的市场和政府更为积极的激励机制是重要的吸引力。超过八成的中国留学人员认为,回来能有更好的专业、职业、创业发展,有更大的人才需求市场。这显示了中国留学人员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 中国青年报:目前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比例并不高,您认为原因有哪些? 王辉耀:与世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高端人才吸引力较弱。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主要是人才发展环境与发达国家有差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职业发展环境的差距。我国目前的创新体制、科研管理体制等,与国外还存在一定差距。在创业环境方面,公平竞争和融资机制还需要完善。在发达国家,有更好的学术交流机会,更容易得到国际认可,甚至可以发现获得诺贝尔奖的机遇。另外,在国外工作,人际关系简单,容易出成果。 二是生活环境的差距。近年来,虽然我国经济高速发展,但背后也存在很多隐忧:比如高污染、高耗能的粗放式经济方式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相比之下,发达国家生活环境宜居,对中国人很有吸引力。 三是人才流动壁垒过高。目前我国获取绿卡的门槛比较高,必须在中国担任副总经理、副厂长等职务以上或者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等副高级职称以上以及享受同等待遇,已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且纳税记录良好,或者是“千人计划”人才。从2003年实行绿卡以来近10年我国总共才发放了不到5000张绿卡。而美国一年的绿卡发放量就多达100万张。日本、韩国等邻近的国家及地区,发放绿卡均没有对职务的要求。 四是子女教育问题。东西方教育体系不同,许多海外人才的子女来到中国首先要面临严重的重新适应问题,有些孩子连汉语都说不流利,更别说参加中国的高考。另外,国内专门为留学人员和外籍人士开办的国际学校,收费又远远超过当地标准,甚至比许多发达国家的私立学校还贵。 吸引高层次人才回国需要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 中国青年报:您认为高层次人才回国的趋势怎么样? 王辉耀:“千人计划”实施至今,已经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3300多人回国,在全国产生了极强的示范带动作用。高层次人才是否能持续现在的回流趋势,他们回国后能否留得住、用得好,取决于我国人才制度的进一步放开和人才发展环境的改善。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曾说,美国是在70亿人口中寻找人才,中国是在13亿人口中寻找人才,其中的差距不言而明。现在美国已经开始走出金融危机,正在考虑实施美国30多年来最大的人才移民政策变革,如果通过,中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人才流失的挑战。给中国留下的国际人才政策改革和调整的时间有限,必须奋起直追。 中国青年报:在人才政策上,您觉得有哪些需要补充完善的? 王辉耀:我建议扩大引进人才的种类:第一,建议扩大学科范围。我国不仅要重视吸引理工科人才和科研型人才,也要吸引社会科学和管理类人才回国,以推动我国文化与世界的接轨,提高我国文化软实力。 第二,建议扩大非华裔外籍人才比例,现在“千人计划”中的专家大多数是海外华人华侨,非华裔外籍专家只有100多位。外籍人才更能深入了解某一领域在其母国的发展状况,可能带来更多的前沿信息和更广的国际人脉网络,而且外籍人才比例是衡量一国科技领域甚至是城市和地区发展国际化程度的很重要的指标。我认为今后几年我国的非华裔外籍人才数量至少应该达到1000人,这样可以带动更多的国际人才来中国发展。 第三,要加大对青年人才的吸引力度,据统计,目前我国“千人计划”专家年龄普遍偏高,40~60岁的人才超过一半,青年人才的比例不足5%。 第四,团队对个人专业技能的发挥至关重要,要注重引进团队。现在只引进专家,没有助手和团队,就像红花没有绿叶扶,影响专家个人能力的发挥。 中国青年报:对于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回国,您还有什么建议? 王辉耀:第一,降低人才流动的壁垒。在人才签证方面,我建议取消华人回国需要中国发出邀请函以及华侨回国定居需要侨办审批的规定,为近5000万华侨回国提供便利,增进他们对故土的认同感。在目前没有双重国籍政策下,针对各项记录良好、原籍是中国的海外华人,以及海外出生、符合高层次人才认证条件的华裔高端人才、进入中国工作与投资的外国高层次人才都简化签证审批手续。这样既节省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成本,也有利于引进外才与外资,推动人才环流。 第二,降低绿卡的门槛。目前,一年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学者达到30万人次以上。随着中国融入全球化,还会有大量外国公司、外国人才来中国发展。同时,还有年增速超过30万、总数超过200万的留学人员,近5000万的海外华人华侨。未来10年申请中国绿卡、入籍中国的诉求将是巨大的。我国每年人才绿卡应根据实际情况需要适当调整,在设定年度上限总额的基础下,总额应在移民国家和欧洲传统发达国家之间,大约为5万到10万。 第三,需加强重视和充分发挥留学人员的智力密集作用,给全世界的留学人员发出一个他们受到党和国家更多重视的信号。中国留学人员群体对公共政策事务的影响,还很少体现在参政议政上。目前,在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各专门委员会,留学人员的比例偏低。各民主党派也没有太多留学人员特别是体制外的留学人员的参与。应该发挥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作用,我建议在政协中专门设立针对留学人员参政议政的界别。 第四,创新机制改善环境,确保高层次人才进得来留得住。改善人才发展的环境,是用好高层次人才的重要前提,也是发达国家积极探索的重要命题,美国、日本、英国、俄罗斯等都在这方面做出了重大实践,比如,建立国家风险基金与担保机制,完善创新创业环境、建立国际人才薪酬激励体系,完善人才激励环境、放宽留学人才、海外人才进入政府工作的限制等。我国需要尽快出台政策,对留学回国人员及外籍人员的子女就学、升学问题做出具体规定。 (《中国青年报》 记者王聪聪)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萧丽河,中国第一位女性舞台灯光设计师,留学美国。其设计既富于东方美学韵味,又体现西方的严谨性。与全球众多优秀艺术家进行了广泛合作,设计作品数百部,曾两度获得美国亚洲文化协会奖金、两次赢得中国文华奖最佳灯光设计奖、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市级最佳灯光设计奖。 这是我18岁的时候,中学毕业以后我见到的第一件跟舞台有关的——这个灯泡。 我当年中学生的时候,好像梦想不是跟灯泡有关系,我的梦想是画画,想做一位很潇洒的画家。当时一个念头,到上戏学美术,一定不错。 那一年我们只招舞美设计和灯光设计两个专业。当时我想我是上海复兴中学理科班出身,凭什么让另一个脑子废掉呢?我就说老师我要考灯光。 就这么一路,很顺利,考到了最后一关,考到了口试。口试是在一个实验室,灯光实验室,就看到了很多灯泡之类的东西。老师问,你对灯光有什么认识?我就说电影是用镜头引导观众眼镜的,让他看什么就看什么,但舞台肯定不行,那就是灯光。灯光可以控制你的视觉、表达时间、情感。 说了一大堆。老师觉得这个孩子可能说得比较接近,就说你不要说了,你去接灯泡去。整个考场上还没有任何一个人点亮这盏灯,这盏灯泡就让我跟灯光结上了缘分。这是把我引向灯光的第一盏灯。 每个人可能都会碰到这种情况,一开始踏进门,觉得很高兴,但是再往前走,太难了,再往前走失去了这种勇气。作为女孩子更不容易,因为我也不高,所有人都是用鄙视的眼光看,这个小女孩跑来干什么?我心里也没有成全这样一个事业、理想,那个时候,我就捱吧,把后面四年捱掉,拿个文凭就走。 毕业的时候,老师就说把这个孩子留下,继续在实验室做。后来我去西藏,因为学校正好要招一个西藏的舞美班,觉得年轻人应该出去多历练,正好合了我的心愿,到西藏多么好,想着可以到那边去画画。 那一刻 我爱上了光 西藏当时是经常没电的,经常点蜡烛。在白天看云,在天上留下各种的色彩、光亮。逐渐你就被它吸引了。在很安静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些光会慢慢带着你,有很多故事、戏剧性在里面。 真正让我爱上光,是在一天晚上,大昭寺迎来了一次藏传佛教的活佛的盛大节日。 那天没有电,星星照着路,非常清晰。那天每家每户的窗台上都有酥油灯,有那种节日的气息。到大昭寺有点晚,当时大昭寺几百个喇嘛在念经。 开始我们没有搞清楚状况,结果发现大昭寺上面有很多酥油灯在亮着,非常庄严、隆重。但是下面很安静,前面黑压压全是这些虔诚的教徒在膜拜,但在前面,大昭寺有一盏非常小的酥油灯,这盏灯在黑暗里点亮。 那个时候,那一刻我是被感动了。我说得很抽象,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这盏灯在你面前出现,它是温暖的,是希望。那一刻,我觉得我双膝都是软的,泪流满面。不知道是怎样一种情感在冲击着我。那一刻,我爱上光了。 当时觉得很幸运,上天非常眷顾我,让我明白这个光是什么意思。那一刻,我也成为光的门徒。我们经常躺在地上看云,非常快乐的时光。但是从西藏下来之后,我做过很多演出,都受到西藏的那盏酥油灯的影响。我觉得我的光源从那边来,我的灵感都是从那边来。 这张椅子是我的“奶嘴” 后来我做访问学者期间,遇见了另外一个生命中非常重要的导师,Jennifer Tipton。当时我每个星期会去听她的课,不知道他们在谈什么。一天,她忽然给我一张条子,我几月几号在华盛顿某个剧场彩排。 在剧场后面,就坐在后面看她。当时觉得,没有什么嘛。 等到彩排、联排的时候发现,完全变成你不懂。后来到2000年,我就考了她的研究生。 现在我开始讲到这张椅子。这张破破烂烂的椅子,不是家具店新买的,在美国我们很多穷学生会去二手店,这张椅子是皮的,25美金,在那个时候也是不贵的。 我很想体验你们这代人当时在外面找工作、刷碗,我没有,我觉得这是一个遗憾。我一直没有打工,因为没时间。我经常就在这个椅子上睡着了。因为实在太累了。 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我有八门功课还要加一门语言,语言是每天要跑去敲卡的,几点进来几点出去,没有这个,不及格。八门功课,每两个星期一个作业,还要到剧场干活、爬梯子,之后回到工作室,手抖着,再切模型、画图,已经不行了。 基本我们就是睡一天,不睡一天,这样熬出来的。这种煎熬,经常让你刚刚坐上椅子,就睡着了。睡几个小时醒过来,还得去干活。 我经常笑称这张椅子是我的“奶嘴”,就很像小宝宝的安抚奶嘴。 我收到耶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有150个剧本的阅读,就是你进来默认这些剧本已经读完了。人家可能三小时、两小时读完剧本就可以做功课了,我可能要花八九小时,查着字典把剧本读完,然后再做功课。 好在我们亚洲人都比较有韧性。这张椅子就是我很好的一个伴侣,一直是我的“奶嘴”。第一年没时间哭,有时间就睡着了,就瘫在那儿了。 安静就是不负责任 到了第二年,更多是文化、价值观的增长。因为价值观不同。比如在美国的课堂上,如果你一直保持很安静的话,老师会说这个同学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你要有自己的见解,你要告诉他,你这样不对,要大胆地说出来。 这又是一种挑战。我不是一张白纸,之前有很多文化的烙印,也教了很多本科生。现在发现很多东西可能跟你想象中的不对,要从头到尾重新学起。我到底应该擦掉哪些,保留哪些,这个时候就挣扎、纠结。 老师就看到了,我有很多的情绪。我功课就做得很草率,就一直问自己,自己为什么在这儿,受这么多的苦?我可以好好地在上戏讲课,为什么我在这里受苦?然后老师说,你这个态度不好,给你一个处分。 我被处分了以后,老师就给了我另一盏灯,蜡烛灯,特别平凡,灯光是照亮别人,不是炫耀自己。 我忽然领悟到,Jennifer Tipton我们为什么称她为圣母。她有一种悲悯,菩萨胸怀,演员在台上,我就衬托着他们,你看不到我,但是我存在,像空气一样。 这种情怀,是一个好的灯光师应该有的一种态度,或者一种人生的观点。那时候我非常感慨,受到上天眷顾,遇到这样一个可以把你心灵的灯点亮的人。 你心里有这盏灯,你有这种悲悯之心,有这样的胸怀,有这样的态度,其实你的梦想,不管是什么,走下去,都是可以实现的。 今天看到大家年轻的脸,我觉得我又看到了另外一盏灯,一盏希望之灯。这样的灯,应该传承给你们,就是如何把这样的一种精神可以传承给中国的孩子们,给中国的下一代,不管做什么行业,只要有这样一种心,有这样一个情怀,心里有这样一盏明灯。我这个光的门徒,肯定是走到底的。但是这个光是你心灵的光,而不只是一个灯泡而已。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近期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刘西拉,1940年1月生人。1981年留学美国,1985年回国任教。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教授。1998年后历任上海交通大学建工与力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土木与建筑工程系主任,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主讲教授。兼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副秘书长,英国结构工程师学会副主席,是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 我想,大家都认识钱学森先生,他是更早期的海归。 1985年我从美国回来,得到美国土木工程协会的结构科研奖,当时在美国只给这一个,给了我。回来以后,有机会和钱先生一起吃了一顿饭。 后来听说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么多年培养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学术成绩可以和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是不是事实?我想,他讲的是事实。但是我想补充钱先生的一句话,是的,大学里没有培养出杰出的大师们,但是我也想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我们确实培养出来一代杰出的一代,是一代人而不是一个、两个。 我出生在1940年。我出生在重庆,也就是重庆大轰炸的时候。我最早的记忆力,什么都没有,就是在防空洞里,看着一张张惨淡的脸。敌机走了,他们跑出来看看自己的房子有没有被炸。 变化,是全世界公认的 1957年,我进入清华大学。第一堂爱国主义教育课,就是看圆明园。当时,圆明园就烧成这样的几根断柱,那是1900年,英法联军第二次烧圆明园的时候,烧成这样。 1957年,我们知道那是56年前的事情,知道中国贫穷要捱打。但时间过得很快,1957年往后数,2013年,我们的中学同学重新聚在我们的中学。后面低 矮的教室没有了,变成了华丽的建筑物,那正好又是过了56年。 1957年的时候,觉得我们前面只有56年,转眼,又是一个56年。2013年的时间节点上再看1900年的事情,我们就感到中国确实出现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全世界都公认的。 2013年3月29日,奥巴马到迈阿密港口演讲,鼓励美国人使用“美国制造”,结果你发现了吗?他站在中国“振华”的起重机下面,高喊“美国制造”。当时大家说“振华”应该用东西挡一挡,服务人员用美国的国旗就挡住“振华”二字,在奥巴马讲话的时候,一股风过来,国旗刮掉了。前面的起重机,最靠近奥巴马,被刮掉了,还是中国振华重工,放在奥巴马的头上。 中国现在收购了曼哈顿的一个很大建筑物,美国的报纸上就开始把中国的国旗保围着大楼做了一张插图。中国已经走到世界的中心了,这是一代人艰苦的奋斗才做到的。 我那代人心中的祖国 刚才讲高富帅,这些东西我有点跟不上了。用你们的话,我OUT了。 但是我跟你讲,在我们那一代人里,谁最受尊敬? 我们1963年春天分配的,那时候刚刚发现大庆油田。所以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们第一志愿都是大庆,那时候没有大庆这个名字,写的是车站名字“安达”,所以写的都是“安达”。 第二志愿是西北。西北是什么意思?有很广阔的区域需要我们。西北的什么地方?我们的回答很简单,服从分配。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代人。我们班上,几乎没有找到谁填的上海、北京,觉得这个笔要填上海、北京,太重了。一定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那是我们一代人的想法。 10分钟里,父亲离开了 我父亲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后来一直想要学习我父亲,像他一样拼命工作。 我怎么和父亲告别的?他住在南京鼓楼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我在上海交大有4堂课必须要上,两堂本科的,两堂研究生的课。我和父亲说,我今天晚上回去,明天上完四堂课,我马上来看你。 父亲同意了,我赶快回到上海。 第二天,前两堂课的时候平安无事。再上第三节课的时候,第三节课快结束的时候,手机不停振动。大家知道,我上课中间是不休息的,这时候突然一振动,我就知道不好了,肯定是我弟弟打来的紧急电话。 我破例,我说下面休息10分钟,我到教室外面的走廊上,去看短信。我弟弟一个一个的短信写道:父亲不行了。在我课间休息的10分钟父亲离开了人世。 这时候,我看到父亲离开人世的消息,我还要回到讲台上课。我真在想,这件事要不要告诉同学们? 我把同学告诉我自己的孩子,我遇到这么大的孩子我干脆就说了。我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吗?在这10分钟里面,我的父亲离开了我。 我说,我非常后悔没有在他的身边。但是,我的父亲是一位教师,我知道一位教师是多么珍惜他的讲台。所以,我相信我的父亲会原谅我,因为他是一位教授。下面的同学们,说实在的,真掉眼泪了。我说同学们,我期望、期盼你们中间优秀的同学,能够回到教师这个讲台。 在美国拿个博士有多难 这是赵朴初先生送给我爸爸的一幅字,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这句话讲得太好了,教师就是一个奉献的职业。 去年我得到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的卓越工程教育奖,在得奖的时候,我给大家讲了,中国人是怎么看待教师的职业。我说,教师不是挣钱的职务,下面都笑了。 但是,教师是一个非常神圣的职务,因为希望同学都有一个社会责任,这是最重要的。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我们每一位教师,都是这样从事着我们的工作。 1981年,我和我爱人一起公派到美国Purdue大学。当时我们按土木电机排名是第四名到第六名。我们去之前,老校长找我和我爱人谈了一个话。 谈什么?你们出去之后,要尽快拿办法在美国一流大学拿到博士学位。我要试试看,在美国拿一个博士学位难不难,也是要看一看,我们大学培养质量到底怎么样。我们带着任务去的。结果,我花了3年7个月,硕士、博士11门课,包括硕士、博士论文都考完,我爱人比我用的时间还短,用了3年3个月。 我离开美国的时候,我又有幸拿到美国土木工程协会的结构工程奖。我的导师,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他和我一起得奖。 美国教授在这点上,如果得奖,学生是第一作者,他是第二作者。我们还是能够完成这个学习任务,回到国内,我们见蒋校长,告诉他,按照文革以前国内一流大学培养水平,到美国拿一个博士学位,应该是不困难的。 江河知道我 在美国,我爱人受一个专业乐团的邀请,演奏中国的钢琴协奏曲。改革开放以后,在美国大陆上第一个演奏中国后的钢琴协奏曲不是专业的,是我们业余的。一演完,下面的观众全站起来,10分钟不停的鼓掌,那是我们显示了中国大学生的素质。 我们又有祖先很好的文化传统,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国家建设好,而且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我们回想往事的时候,我们这代人都70开外了。什么最让我们感动? 我们这一代人一直想的,茫茫的人海里我是哪一个,滚滚的浪花里,我是哪一朵。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默默无闻的就是我。建设祖国的长河里,永远奔腾的就是我。不需要你认识我,不渴望你知道我,我把青春融进祖国的江河。山知道我,江河知道我,祖国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我。 (演讲实况请关注近期在上视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八)】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张军,1963年生,现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复旦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常务理事、秘书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 我的经历其实是一条线,非常非常简单。我从进复旦大学那一天,如果划一条线,今天基本上还在这个线上运行。 我为什么后来去了英国?很多人一直问我这件事情。那个时候很偶然一个机会,伦敦经济学院有一个项目选派我去了。 现代经济学是从英国开始的,到了英国最好的学校,伦敦经济学院。到了那边,你会发现,因为你所有的训练都是西方经济学或者西方经济流派,跟你同学、同事交流的时候,从来不会说凯恩斯学派、货币或者新古典中转。我们脑子里全部都是这样一些概念,可是到那边,经济学是很具体的东西。其实经济学在那个时候,已经发展到非常具像化。这是一个非常大的shock,所以那个时候我受到冲击。 讨论中国我却没发言权 因为英国很小,你愿意参加任何一个地方的学术会议,基本都可以去。买一张火车票就可以了。英国开会的时候会有一个环节专门讨论中国大陆的经济改革,这个第一次对我冲击很大。 要知道虽然我来自于中国大陆,可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发生的这些变化,基本上没有跟踪。因为我在学院里出来,更多的训练是对思潮的关注,对学派、思潮的关注,其实没有落地,不知道中国经济发生了这些东西应该怎么解释。到了那里以后,有这个机会就更多参与活动。 我特别提到一件事情,有一次我到曼西斯大学参加一个学术讨论,我就发现他们讨论中国的经济改革跟当时的东欧经济的转型之间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中国经济80年代头15年为什么会有比较好的经济成长? 脱贫,更多人从农村出来实现脱贫这样一个表现在东欧觉得是不可能的。那为什么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 有很多人就报告,构造了一些理论来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到底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产生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国的转型结果,为什么这个现象没有发生在俄罗斯跟东欧。 我是中国大陆出来的,可是没有发言权。这是我第二次受到巨大的冲击,就是说我们经济学的训练,我们进行经济研究,可是我们不了解我们在中国大陆发生的经济的转型逻辑到底是什么,我们该怎么解释。因为我想经济学最重要的一个功能,应该是经济解释,要解释你看到的现象。但是这个我们基本没有掌握。 那个时候,我脑子里其实就想到一件事情,如果我回国,因为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大陆经济进入到了一个超常的经济发展。这是一个绝对好的机遇。如果我没有回国来,不能在中国大陆近距离地观测所发生的这一切的话,我觉得我会更加没有优势。在国际学术圈里面,更加没有优势。 一种触动到今天无法抹去 所以那时候,我就做了三件事情,也是三个抉择。 第一个,就是要回来。第二个,我必须要做中国经济的研究,必须要以中国经济作为我职业的一个研究方向。第三,必须出海。所以回来很重要,但是必须要出海。因为我觉得我有这个担当,我们这代人是学人,是观察者,我有必要把中国经济所发生的这一切,能够用比较标准的、西方人能听得懂的这种方式和语言、方法,把中国发生的所有这些东西以讲故事的方式、理论的建构、学术上的交流,能够传递给中国以外的人。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 我经常讲,35年改革开放,其实这个变化最剧烈、最大的,是过去的二十年。90年代中期到现在,这是中国发展最大的变化。1994年我还在英国,可是我知道,林毅夫在北京已经创办了中国经济研究中心。 英国当时我们也成了了留学生跟访问学者构成的所谓留英经济学会,叫CDUAK。今天已经扩到留欧经济学会。每年组织一些活动。在每次活动里,我发现唱主角的都不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更不用说中国留学的这些学生。唱主角的、讨论中国经济问题的所谓权威,都是一些西方人。所以这种格局,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给我留下了一种触动,一直到今天,都没办法抹去。 所以为什么我今天所有的工作,就是针对一个目标,我必须要出海,我回来,就要跟西方人更近距离的观测中国经济。所有发生的这一切,我能够非常有深度的经济的关注。同时,要进行研究,要组织我的团队、指导我的学生。进行非常标准化的学术运作。然后我要走出去。 要实现这一点,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同学大家都知道,首先一个问题,就是你的语言。这也是我今天觉得我的相对优势之一,就是英文。 大家问,张老师,你英文怎么学的 我说我就是每天模仿,学出来的。 今天在我们中国大陆的学术界,经济学界,真正能在对外层面上用非常标准流利的语言用标准的思想、把你的思想用学术语言表达出来,其实不是很多。 过去20年我每年经历许许多多重要的国际上的活动,学术研讨,大学之间的交流,经常会遇到比较尴尬的局面,就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有的非常知名的学者,由于语言、由于表述方式不标准,其实非常的尴尬、非常的痛苦。因为做了很多研究,只是没有办法让别人明白你在说什么。 他痛苦我尴尬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经济全球化,大家想想,我们个人的经历,正好是赶上中国经济快速全球化的时代,但是中国的学术,中国的学人,中国的人力资本,还远远没有全球化。这个步子比我们中国经济的全球化慢了很多很多。所以每次到海外出席学术活动、高端论坛,因为中国太重要了,必须要从中国大陆请一些学者,但是我个人目前可以告诉大家,我的感受非常不好。我觉得中国的学者现在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全球化,经济发展水平。学术研究非常落后。语言不行。 现在的韩国,他们学术界包括政府部门的一些官员,他们都可以操非常流利的英文。原因很简单,你看这些政府官员的背景,大部分是海外留学的。他们学术界更多是从海外归来的。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有这么多的海外留学归来的年轻学者,在语言这个层面上还不能自如的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我觉得在英文或者其他语种上,我们下的工夫不够。如果这个不突破,我相信我们今天在座的很多年轻人,复旦大学学生我都知道,英文不错,但是坦率地说,让我满意的人,还没看到。 最有趣的一个事情,我们中国学术上的落后,导致我们教学上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很大。比如说讨论中国问题的时候,很多人会去提问,可是提问的问题内容基本上是官方的,不是个人的。他往往会从看到的电视或者报道上的信息去提这样的问题,我闭着眼睛不要看,就知道一定是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因为他提的问题一定是通过我们主流媒体获得的信息。我觉得他没有自己个人、不受媒体干扰的独立的看法。我这个我觉得非常遗憾。 除了这个以外,就是我们大家做研究,目前的话语权,整个方式、方法是西方人的。你不要急于挑战人家,用这些方法把事做好,把故事讲清楚,把模型、理论做得简单,让大家听得懂。这一点来讲,对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的重要。 学术全球化 最近这一年多我做了一件事情,现在在国际上影响比较大,到底中国目前的国民收入中,消费跟投资占比多少?大家都看官方统计,其实有很大缺陷,因为中国在变化,很快,很多新兴的部门起来,统计上有很多的问题。我就重新校正中国的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我们做了以后,放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网络上,没有发表,先放在上面。连续多个礼拜我收到他们的邮件,说这篇文章成为我们最近下载量最高的一篇文章。无论到韩国、日本、越南,来自欧美的经济学家看到我就说,我们都关注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我被邀请到很多海外的大学,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无论你是海归也好,是本土的学者也好,最重要的一个事情,对学人来讲,你要有很好的装备。第二,你要有很好的材料,加工很好的产品。跟中国参与全球化过程一样,要尽快参与到全球化的过程中。不然我这一代,就是浪费掉了,我们正好是承前启后、学术转型的过程中。学术全球化过程中我们正好赶上了,我们正好非常幸运赶上了中国过去二十年经济快速增长和结构的变化,所以你有足够的空间观测中国经济发生的方方面面的变化。然后你要把它写出来,讲清楚,而且非常流利的用国际通用语言进行交流。做到这一点,虽然到目前为止这条人生的路并不是很精彩,很简单,但是在我看起来,是很满足的。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七)】王巍:不极致很幸运
王巍,1958年出生, 美国福特姆大学经济学博士,著名并购专家,中华全国工商联并购协会会长。曾在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美国化学银行、世界银行、中国南方证券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任重要职务;中国证券交易市场最早的策划人和推动者,是1988年3月《中国证券市场白皮书》的执笔人之一;直接策划、组织了中国大陆几十家大型企业的改制、重组、承销及并购业务。(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王巍:不极致很幸运 我看到的海归中国这个题目,很有感触。30年前我出国,和今天是完全不一样的。 今天很多小孩跟我讨论出国这个问题,很多人都表示,到美国干什么,不农村嘛?花钱到农村去?现在小孩就是这个概念,有钱,有太多机会,有太多选择,就愿意在国内,不愿意出去。可是我们那个时候,要出国非常不容易。我谈谈我怎么出去,怎么回来的。 我当年是插过队,读了研究生之后分到中国银行,后来考试通过美国五个大学,因为考试考完了,成绩发出来了,给我发录取通知书,全额奖学金,包括耶鲁大学、西北大学。 下里巴人软件 然后出国中间遇到高西庆这批人。当时他们在美国待了很多年,坚定的意志,要给中国创立一个资本市场。而我在国内待了很多年,我说中国已经创立了,1985年就开始了,我们谈话是1987年。说最好调整,不叫创建,叫“规范”中国市场。 我们就讨论了很多事,最后由我来形成一个稿件。当时正好在用一个软件,叫下里巴人软件,当天晚上9点写到第二天,一气呵成,写了第一篇。本来准备写五篇,法律结构、财务等等,我写第一篇,写完之后,第一篇打印完以后,拿着回国。回国以后,一看我的爱国热忱,于是就被号称“白皮书”。所以当年我们非常运气,并不是说处心积虑,其实就是打虎上山,回国之后由于机遇,遇到了很多人。所以我是非常幸运的,正好在那个时候参与了一下。 今天谈海归,当时我回国就觉得,回国一定要进好的公司工作一下。后来经过40多次面试,最后定了两家,高盛、摩根士丹利,当时是非常好的。我专门飞到东京去面试。全拿到offer之后,国内一帮同学给我打电话,特别激动,说如果你现在回来,将是金融圈里第一个美国学成的金融博士,我们需要你。这话很打动我。于是,当时不辞而别,立刻回国。 回国因为三句话 回国之后,大家一起吃个饭。1992年回国,问为什么回国,七八个人聊天,结果第二天30人,第三天100人,第四天170多人要来。有的还坐飞机,都过来。最后在北京170人做了一个大party。 我只是讲了三句话,为什么回国?第一,在美国发展,有上限,无下限。在中国,有下限,无上限。第二,在美国每一天都是负债,拿钱以后要负债买房子、给孩子上大学,等债没有了退休了,而在中国每天都有资产。第三,如果在美国混,安定,赚钱,如果在中国,有可能做老板。回来以后做了很多的事情。 最极致的都没碰上 我从来不喜欢别人励志我,而且也没有能力励志别人。今天中国商业成功,如果以赚钱为唯一指标,我没有成功。 我可以当官,年轻就可以当局级干部。我离开之后,都有领导找我,就是希望我做官。 我可以赚大钱,我几个部下都是几十亿的身价。我没有做。 我也可以出大名。也谈不上出大名,就是小圈子。 当然,我也可以进监狱,我也没有去。 这个时代最极致的,我都没有碰上。所以我很平庸。 但是,我觉得我特别的幸运,我特别愉快,这么多年来,我从体制做了几年,我们有理想,有格局,我们绝对不能自己炒股票,从来没炒股票,家庭都不行。我是中国第一批券商,而且手里几十亿资金,从来没有炒过股票。但是这个时代,给我们太多机会,要我们参与到中国资本市场的建设,从头到尾,我们也参与了并购,推动了行业协会发展,现在快要退休了,因为过了知天命之年,知道你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之后,开始做一些为下一代的人的事。 我今天就鼓励80后,推动他们新思想、创新,我们为他摇旗呐喊。所以我现在到处推广。包括互联网金融,让大家充分发挥创造力,因为中国太缺乏创造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魔是创新,道是规则。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我们人生就太无聊了。小荷才露尖尖角,必有蜻蜓立上头,多美化,但我们经常是小荷才露尖尖角,癞蛤蟆在上面。所以魔高一尺,道高一寸,要给创新一点机会。 我们希望你们这代人将来会有更好的机会,会有更宽容的发展、更宽松的机会,去给社会做出贡献。所以对我个人来说,我是一个重商环境下一个平庸的、失败的人,但是个人内心充满了阳光。我相信社会会有重大的变化,你们面向未来,非常有希望。我自己觉得很年轻,还有几十年,给社会做一些正能量的东西,阳光的东西。 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六)】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
高西庆,1953年出生,陕西人,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曾就职美国华尔街律师,曾任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曾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首席律师。(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高西庆:“一架精妙的机器” 我是1982年去的美国,但是1981年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值得一说。 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我买了辆凤凰自行车,破烂不堪的车子,60块买下来,不能骑,我推回学校修好,之后骑自行车走了8千里路,也经过了上海,40多天。 我曾经当过工人,当年说得好听,叫学兵连。其实是在大山里修铁路。中学基本没有上,每天就是跳忠舞,批斗老师,文革期间嘛。我说这一段,就是说,人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都不能放弃。 不放弃 才成功 我1970年到铁路上,修了三年,到1973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巨大的事情,中国可以再开大学了。 我们当时组织了大概也就60多人的学习班。每天学习,白天干活,天亮就干活,天黑回家。所以等到晚上吃完饭,才有自己的时间学习。但是没有放弃,一直学下去。后来等到重新高考之后,我们这个连队能上大学、研究生甚至上博士,在大学做教授的人好几个,看起来比较成功的,有30多个。就是因为大家不放弃,努力在学习。 现在条件不一样了,孩子不学都不行,老师逼着,父母逼着,社会逼着,必须得学习。我们觉得好了很多。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条件,但是每个人出来是不一样的。 你想,一个人要成功,就那么几个条件。 第一,有一个特别好的爸爸。你想想你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好、特别成功、特能把你拽到什么地方去,给你钱、给你知识这样的爸爸。要是没有,你第一个条件也就没有了。第二,比所有人都有运气。不管是投股票还是抽签,你总能拿到最好的东西,你想想,你有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的话第二个条件也没有了。只剩第三,你比所有人努力;人家学十小时,你学十二小时,人家学十四小时,你学十八小时。我在大学上学的时候头一年多数时间每天只睡三个小时。因为实在听不懂。刚开始上课,我说我学这么多年的英文,都跑哪儿去了?听不懂。所以就得比别人多花时间。我看99%的人都可以有这第三个条件。就是你只有努力,才可以往前走。 一个夏天挣了18000美元 1987年的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金融危机,这两个金融危机在我的整个人生里,都是很重要的。 第一次1987年,那个时候我在华尔街做律师。我对华尔街的感觉,是非常感性的,因为我们没有在那儿出生,跟他们环境不同,很多事情我完全没有概念。一讲到投资的问题、就是分期付款这些问题,发现人家从小就有这么强的概念,都知道钱是什么概念,我们没有。我在那之前拿过最多的钱,是52块一个月,是校研究生期间国家付工资。52块钱对我来说,不可能去投资,就把钱放在银行里。 可是在美国,到那儿之后发现我开始工作,从开始夏天实习的时候,发现钱已经用不完了,夏天挣了1万8千美元。对我来说这个钱干什么用?这个时候,才开始考虑投资了,要买股票了,买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后来做了律师以后,因为律师每个月都拿钱,还挣得不少,所以就开始有人告诉我,买股票不行,你要买衍生工具。 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金融危机。那天早上,我上班,我那个秘书,是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比我们一般的律师懂得更多的社会甚至法律知识。 老太太说,你不知道吗,很严重。 我说:怎么啦? 她说,发生了重大的金融危机。 我知道1929年到1933年的大危机。到了1987年还没有到这个程度,这个时候老太太发现,这个事还是挺大的一个事儿,我就到各个律师那问到底怎么了。他们说,回去到你办公桌上,看你办公桌上的通知是什么。 我一看,每个桌上搁一张纸,说发生大事儿了,每个人都不能随便接受任何记者采访。因为像我们的律师事务所,经常有人打电话来,说你给我说说,有什么事儿,而且我们律师事务所常常会代表华尔街一些很有钱的人。这些人是我们的客户。所以就要求谁也不许对媒体说话,所有事情全部交给一个人,我们的刑事法律部的头,只能他一个人回答。我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就跑去找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他把我拽进去。 他是谁呢?尼克松总统当年的好朋友,尼克松当年第一次竞选总统的时候,早期竞选委员会的主席。这次我跑去找他,到底怎么回事?他跟我简单解释,说你不用担心,为什么? 我们当律师的,不管人家是婚礼还是丧礼,我们都很高兴。为什么?我们都要挣钱啊。 我说,哦,看来美国人是很实际的。 到了中午,我拿着照相机,准备照相。照了一张相之后,有点紧张,把照相机放在口袋,发现路上所有人看着我都有一种仇恨的眼光,因为那儿的都是华尔街的人。因为我的样子,就是像日本游客,像是跑来幸灾乐祸地。 在纽约股票交易所底下,门口有一个华盛顿的像,在铜像底下站了不少人宣教说,你们赶快相信上帝吧,上帝终于到了要惩罚我们的时候了,我们的贪婪,不好的事情要发生了,所以不要投资在股市里,要投资在你自己的灵魂,把你的钱交给上帝吧。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就是金融危机对我的影响。它对我的影响,只是一场闹剧,看起来很好笑、很有意思。 那天晚上,我工作比较晚了,到了下午五点多,就有变化了。 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办处一个朋友,说能不能给我们来讲讲金融危机怎么回事,我说可以啊。 他说,什么时候来? 我说下个礼拜。 他说不行,今天就要来。 我说今天怎么可能呢。 他说不光你,能不能请两三位在华尔街工作的,一块来,说总领事要听听。 我想,总领事怎么对这个感兴趣呢?因为我知道总领事当年也是很出色的一个人,跟中国实在离得太远了,怎么会有兴趣听?他说,你还是来吧。我说现在太紧张了,今天市场有巨大变动,所以能拿出时间讲的,可能不多。他说一定想办法叫来。我说好吧,我就打了一圈电话。我说争取7点钟去,去了以后发现,坐了有20来个人。当时中国在纽约的所有媒体,当时的人民日报、杂志这些都有,他们的记者,然后中国海外几家大的公司也都在。他们就说,要听听这个事情。 这个时候,到那儿了,小伙子才告诉我,不是因为我们要听,是因为中央来了通知,要让我们马上了解这个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会有什么影响。弄清这个危机对美国什么意思,对中国什么影响。 这个时候大家才有那个感觉,这样的事情,真是一个全世界性质的事情,它对所有人都会产生影响。尤其中国经济在1987年已经逐步步入世界,受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所以从这个时候起,后来搞了研讨会,带来了大量的国内金融改革的信息,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国内的金融改革,比我们1982年离开的时候又进步了很多。这个时候才了解了中国市场,才产生了我们要把证券市场,这么一个“一架精妙的机器”作为工具移植到中国,使得中国人也能利用这样的机器对我们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2008年又发生了一次巨大的金融危机。这次我在中投公司,很多人讲,这可能是一个最坏的时候,也可能是最好的时候。当年我们投出去的钱只有不到10%,到了年底算账的时候,发现我们全部损失那年2.4%,就是整体的资产的下降。而全世界所有的金融机构基本没有赚钱的,赔钱的幅度从20%到50%。所以你要说它是好事,也是很好的,说是坏事也是坏事。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习。 这次给我深刻的体会,就是说我们中国人在这个市场上,是不可能独善其身的。稍微不谨慎,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当年2008、2009年市场是现金为王,那时我们手里有现金,在那样情况下,所有的流动性干枯的公司全部跑来找我们。很多公司听起来都是如雷贯耳般的、全世界最大的公司,可是当年已经几乎撑不住。 后来过了两年,情况发生巨大变化。整个市场转过来,美国市场、欧洲市场全面复苏。复苏过程中,马上开始产生不同的概念。原来希望我们到它那儿投资的国家、政府,他说我们市场是平坦的竞争场地,任何时候都可以来,我们所有人都欢迎。但是听起来好听,真正进去以后很多东西并不是那么平坦,而且障碍这几年越来越多。因为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提高了很多,我们钱多了很多,我们的投资已经实质性地对他们的经济产生了影响。这和1987年完全不一样,和1970年我修铁路的时候更加不同。 所以我们一定要开放、走出去、学习,学习人家好的东西,把他们的事情弄清楚,再来说我们怎么对付。真正像毛主席后来讲的,“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是自己跟别人在一块,一点不觉得自己比别人差。走出去这件事,不能等。 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 -
【海归人生12讲(五)】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
于刚, 武汉大学空间物理学士,康乃尔大学物理硕士,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沃顿商学院决策科学博士。曾任戴尔全球采购副总裁,亚马逊全球供应链副总,2008年在国内创业成立1号店,任董事长。(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 回到校园里非常开心,谢谢同学们的热情和激情。 有一次我和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打球,我们谈到一个球手,他说球手分成五类,五流的球手用手打,二流球手用臂打,三流球手用臀部打,顶尖的球手用腿打。我始终不明白,现在明白了,一流的球手是用膝盖,我最多是三流球手,用腰就了不起了。 人在机会面前,五流人看不出机会,分辨不出什么是机会。四流的人没有准备好,机会来了又走,丢掉了机会。三流的人看到机会了,机会也来了,他瞻前顾后不敢冒风险,浪费了机会。二流的人机会来了也准备好了,也敢冒风险抓住这个机会。但是顶尖的人才我认为会创造机会,也就是说很多很多机会本来不属于你的,但是由于你去创造机会,你遇到的机会的几率比别人大很多。 我认为我这一生有很多很多机会应该是我自己创造的。 人生座右铭在沃顿找到 很多人问我是哪里人,我经常说我是五湖四海的人,祖籍山东,出生在山西,成长在湖北,在美国呆了24年。我是77级的,文化大革命刚结束,当时我做过两年多的时间工人,在开始做钳工,后来做车工,最后做电工,当工人的时候可以说为后来找感觉埋下了种子。 1977年高考大门打开,我很幸运地考上了武汉大学空间物理系,当时受到李政道、杨振宁的影响,空间物理,是非常崇高的梦想,去读武汉大学。 我是和张朝阳是同一年去的美国。当时到了康奈尔大学,学的是理论物理,那个时候读的都是数学。 读了几年之后我就慢慢发现我的兴趣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我认为我真正的兴趣和以后的能力是怎么把这种概念变成现实,把这种理念转化成价值,这是我最感兴趣的事情。 当时很有意思,有一个机会我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教授联合写了一篇文章,然后我去了宾大,和他合作完成这篇文章。后来我发现以前在康奈尔是在大学城里面,全部人口也就是七八万人,当时学物理,一心一意想将来拿诺贝尔奖的,所有我的榜样崇拜的人都是爱因斯坦、沃尔、海森堡、李政道等等。 去了宾大之后发现大家都希望转到沃顿商学院,当时看了一个校报,很风趣,采访一个年轻的入校的女学生,说你在宾大读书几年的愿望是什么?她当时也开一个玩笑,嫁一个沃顿郎,我当时跑到沃顿商学院看了,它那个名人堂里面都是全球顶尖企业的CEO等等,很多非常有名的,很多顶尖的非常有名的商业界的领袖。 于是我就到沃顿商学院找了当时两院的院士,美国科学和美国工程师的院士,也是科学协会的会长。那天我就去敲他门,我说我能不能跟你谈10分钟,我想了解一下你做的事情。他说他没有时间,我说我是康奈尔大学学物理的,我想跟你聊聊。最后10分钟的谈话变成一个小时,我说物理的学习让我有很深的体会,有了新的世界观, 我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复杂性是世界之妙,简单性是宇宙之灵,简单性后有复杂性之根,复杂性后有简单性之本。” 这就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 什么意思呢?我看所有的事情,看这个世界,我既要看到它有规律的一面,再混乱、复杂的事情都有它的内涵,都有它的规律。再简单的事情追究到细节之后都有它复杂的一面,这些理念后来成了我一生,不管做企业、学术还是高管的座右铭,所有的事情我都要找它的内涵、基石,找它的广义性的东西,但同时我要注意所有的细节。 四天以前我还在康奈尔,四天以后我转到了沃顿商学院。从此改变了我的一生。 “如果业界的任何一个人和你握手比和你签约还重要的话,你的一生是不会失败的。” 毕业以后去了奥斯丁,德州大学奥斯丁分校当教授,当教授时候我开始做了很多的咨询,给航空公司做的,给IBM做的,给AMD等等很多公司做咨询。 之后跟美国大陆航空公司签了一个航班管理系统的合同。120万美金,签字的时候手都在发抖。等到系统上线之后才发现它的价值巨大,以后这个系统我再也不卖那么便宜了,后来卖给西点航空公司400多万美金,还有西南航空公司,最后卖了将近1000万美金。 我记得有一件事让我终身难忘,当时我在和一个航空公司签约的时候,400多万美金,卖了一个系统。它的董事长在谈判所有过程当中一直没有见过,因为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小的购买,但签约的时候他过来了,过来之后他和我握手,他跟我说了一段话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荣耀。 “如果业界的任何一个人和你握手比和你签约还重要的话,你的一生是不会失败的。” 因为这个市场毕竟太小,我决定就把它卖给了美国一个很大的咨询公司埃森哲。后来我回到中国,那个时候刚好中国刚开始做EMBA,所以我那一年在中国北大、清华、中欧、交大、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教了EMBA学生。在我在中欧教课的时候收到一个邮件,说全球一个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有常重要的职位推荐我。 我当时马上回了,我刚卖掉公司,考虑回到中国来。五封邮件过后,我飞到西雅图,稀里糊涂参加了亚马逊的面试。第二天见了9位亚马逊高管。后来去了亚马逊,管它全球的供应链,在亚马逊我学到了很多创新的理念和前瞻的视野,后来借戴尔的机会回到中国。 100万只换来21笔订单 我跟大家讲讲创业1号店的故事。在戴尔的时候我和我的搭档都是戴尔的高管,实际上我们两个认识还是迈克戴尔做的媒。我们俩聚会的时候多数是谈工作,因为他是做销售,我是在后面采购。我一共管180亿美金,当时感30个供应商,多数是韩商、台商、日商,还有中国的一些企业。 可是这天他把我拉到一个湖北餐厅,他知道我是湖北人,没谈别的,专门跟我讲希望我和他一起出来创业,当时我一直觉得创业的基因还在我血液里流淌,让我回想起以前创业的甜酸苦辣,非常美好的回忆,尽管很坎坷,但是也是最精采的,我真正在创造价值,把我那些概念和学术里面的理论、模型真正转成有价值的东西。当时没有思考多长时间,当场就说好,那我们就做这个事。 以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仪式,在他的车上,我说要做我们就得破釜沉舟做,我们该得离开这,不然对戴尔不公平。于是就离开这,当时找我以前EMBA的同学借了一个房间,一张桌,面对面坐着。四个月时间,你想创业一定要耐得住寂寞、经得住折磨,两个人就讨论,写商业计划,争得面红耳赤,我们两个都是非常强势的人,虽然价值观非常一致,但是对于商务模式和将来怎么做怎么切入,对我们做的各种假设有大量的争论。 我们还没有一个员工的时候我们就在思考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将来可能基业常青的企业,我们对将来企业文化的一致概括为八个字:诚信、顾客、执行、创新。 没有精神的军队是不可能打胜仗的,没有文化的企业不可能基业常青。还没有任何员工的时候就在考虑我们的企业基石是什么,等到08年春节的时候我们才招了第一个员工,那个员工就是我们的CTO,当时他是在另外一个公司当CTO,他看我们出来什么都不顾,也被我们感动了,愿意接受四分之一的薪资跟我们一起创业。 创业之后整个春节我说将来电子商务的核心就是系统,一定要把这个技术打好。我就开始把所有系统大的需求写出来,两个星期之内他把它翻译成了将近400页的系统的描述,然后我们招了IT的10多个人到位,花了四个月时间打造系统,7月11日正式上线。 可是我们上线的时候就犯了一个大错误,当时我们认为看到有些企业做的目录特别好,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专家讲将来的电子商务是目录和网站的结合,于是 我们开始做目录,花了三个多月时间谈供应商,拿到商品,做了非常精美的300多页的目录,印刷一本10元,大手笔,一下子印刷了10万多本,100多万,我们出去发目录,到处发,在小区里发,到地铁站发,所有地方发,发完之后开业那天我们想几万本目录发出去了,订单肯定像雪花一样飞过来。结果只有21个订单。 一定要证明他是错的 当时我们去融资,准备了非常好的PPT,非常有信心,到了浦西找到一个VC合伙人,他说你们这个都是以前典型的职业经理人,你们懂得怎么从1做到10,你们根本不会怎么把0做到1,我说我在美国从0做到1的,我现在的系统美国的航空公司都在使用。他说那是美国,这是中国,所以我明白了,做所有的事情都得重新地证明我自己。 那次回家路上他和我第一次一句话都没说,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我将来一定要证明他是错的。这个人丧失了投资最大的机会,如果他那个时候投了1号店的话,他的价值至少翻100倍。 决策是瞬间做出的,思考是长久的。比如我这种创业的想法还是希望能够最大地发挥自己的潜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为社会创造价值,这些都是我很长很长时间的思考。当时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全身心地承诺做这个事情而不是只是说一说的话一定会做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 而且我认为如果我不做的话将会后悔。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海归人生十二讲:【海归人生12讲】王辉耀:开放式人生【海归人生12讲】陶景洲:人生别怕”历史误会”【海归人生12讲】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海归人生12讲】陶闯:归来有点迟【海归人生12讲】于刚:瞬间决策 长久思考【海归人生12讲】高西庆: “一架精妙的机器”【海归人生12讲】王巍:不极致很幸运【海归人生12讲】张军:为了构筑发言权【海归人生12讲】刘西拉:永远奔腾的就是我【海归人生12讲】萧丽河:走下去才叫梦想【海归人生12讲】蒋琼耳:忐忑与上下
2014年3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