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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评网】智库论坛:一带一路挑战与机遇 东南亚重要
中评社北京6月23日电(记者 王秀中 徐梦溪)由中国与港澳赤兔主办的“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东南亚”今日在京举行,以“东南亚”为主题,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东南亚区域将遇到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东南亚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目前全球华侨华人总数超过6000万,在“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东南亚各国,华人华侨就超过4000万,东南亚国家与中国经贸往来最为频繁,发展程度较高、华侨华人数量最多,改善基础设施需求巨大,是“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路线。 中国与港澳赤兔主任、国务院参事、欧美同学会副会长王辉耀表示,东南亚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因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接近。此外,在东南亚地区有4000万华人华侨,而且还有相似的文化背景。东南亚地区也是一带一路的突破口,中国要与东盟进一步推动合作。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亚太安全外交研究室主任、南亚问题专家张洁阐述了东南亚的重要性。东南亚比较重要,而南海问题不仅对“一路”重要,对整个战略都很重要。一带一路推行过程中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南海问题具有全局性的挑战。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优于海上维权,沿线各国要进行海上合作。未来要加强中国与东盟的依赖程度,中国要发挥优势,加强经济紧密度,通过互利共赢,建立政治互信,为解决南海问题增加可能性。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沈铭辉在发言中谈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改变方向,资金流发生了变化。从短期外汇风险、能源安全财政风险等来测算,最安全的是菲律宾,排除俄罗斯的话,其次是印尼,整体测算来看,东南亚较为安全。整体而言,东南亚国家和我们经济关系比较稳定。东盟作为经济一体化的意义只是一个层次,更多注重的是政治安全,而且东盟是各个国家的集合体,整体和个体的区别很大。 北京军事科学院大校、研究员栾大龙表示,当前,中国必须在海上扩展岛礁,完成联合国赋予的使命。“岛礁建设问题不是中国找事,而是联合国邀请我们,而且中国对于联合国的邀请非常谨慎。”80年代,中国提出,南海要“和平利用,共同开发”;90年代,南海发现大量油气田,周围国家抢占先机,因中国实力不足,错失时机。2000年后,南海上,美工人开始骚扰中国,这是实力问题。但今天情况就不同了,中国实力变得强大。 栾大龙表示,这种背景下,中国要做的第一个就是岛礁建设基地。此外,还有船舶建设;并为他人所需做好准备,帮助其他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中国企业还要寻求出去的机会,中国应让高科技产能产品走向东南亚。 中国与全球智库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储殷表示,最近调研结果显示,东南亚经济面临的问题不大。主要态势是中国在缅甸丧失主动权,空间被日本人占据。 储殷认为,中小型工程对于中国仍有很大空间,但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也存在很大问题。如何管理员工问题,在当地建设中如何遵守当地的规定以及保护生态环境等。中国工程建设也面临一些问题,包括中国员工的签证、外汇管制等问题。此外,还有工期延误问题,安全风险也很重要,企业要谨慎做安全评估。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博士后研究员王鹏认为,印尼或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中我们最重视的国家。印尼和中国的合作有诚意,此外,东南亚相较于中亚而言可操作性更强。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龚婷指出,我们和东盟亲疏关系有分类,从历史传统外交关系来看,柬埔寨和老挝和我们关系比较近;在政治互信层面,从NGO角度来看,本土NGO力量活动渗透到国家经济活动和政治中,NGO在推进民主化、在社会层面,影响政府的公共决策。
2015年6月25日 -
【侨报网】海外华人盼中国“绿卡” 政策普惠
据美国《侨报》报道,中国“绿卡”6月8日申请门槛放宽,为华人高端人才回国发展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高端人才”之外的大量海外华人群体,亦期冀能获中国“绿卡”政策的普惠,让他们的“归国之路”更加畅通。 外籍公民想拿中国“绿卡”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近年来中国海归人才回国创业热情高涨。不仅如此,因受经济危机等多种因素影响,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来到中国寻求就业和创业机会。 《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5)》指出,中国正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地国。中国的国际移民总量在过去的10年增加了35%,其中来自发达国家的移民数量大幅增加。国际之间的人才加速流动客观上提升了中国 “绿卡”的需求量。 中国公安部6月8日公布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机构范围。新规定出台之后,立即引来了各方的积极反馈。 据新华网报道,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瑞达接受采访时说,美国企业到中国经商,对人才自由流动的这一要素非常看重。尤其是研发创新型企业,非常重视研究型人才的自由流动。中国“绿卡”政策、签证政策进一步放宽,使外企到中国投资经营更便捷。 北京港澳中心瑞士酒店总经理史蒂芬来自澳大利亚,在中国工作已经10年。他说,一张中国“绿卡”不仅带来商贸往来的便利,对于想要长期留在中国居住的外籍人士来说,还意味着资产、理财方面有了保障,并是对外籍人士“中国情结”的认可。 海外华人成“绿卡”需求主要群体 中国“绿卡”制度的改革,也是海外华人的关切所在。此次“绿卡”申请门槛放宽,也向海外华人传递了中国政府更加重视海外人才的信号,“高端人才”之外的大量海外华人群体,亦期冀中国“绿卡”政策放宽,从而能够更为便利的出入中国国境。 《海外华侨华人专业人士报告(2014)》蓝皮书的数据显示,目前在海外的华侨华人总体数量高达6000多万人,在海外的华侨华人专业人士群体接近400万人,行业分布以高新技术、教育、金融等领域为主。他们已经构成中国在海外庞大的人才库,是目前中国在海外招才引智的重要对象。 据北京《环球时报》报道,持中国“绿卡”的投资人员主要是回祖籍国投资的外籍华人。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主任王辉耀分析,截至同年5月,以“特殊贡献”申请获批“绿卡”的外籍人员及家属共计1612人,约占“绿卡”发放总量的1/3,引进人才以海外华人及归国留学生群体为主。 对此,中国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中国现阶段引进人才以华人居首,其中又以“千人计划”引进的归国留学生占据大半,是正常现象。他表示,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的首要途径是海外本族裔回国,这并非中国特例。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自身只能努力去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同时,可以注重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吸引人才,这些国家的顶尖人才同样非常优秀。 中国“绿卡”普惠海外人才需进一步开放 “中国绿卡”进一步扩围,意味着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向全世界吸引创新人才。不过,中国公安部一名官员透露,近几年,中国“绿卡”政策远未满足国家吸引更多海外人才的需要。据中国侨网报道,中国有关机构还将研究降低中国“绿卡”申请门槛,将在科研领域的、教育背景佳、工作稳定、业务突出的外国人都囊括进来。 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若要进一步引进海外高端人才,首先,中国“绿卡”应提高“含金量”。此次公安部扩大中国“绿卡”的申请范围,顺应发展趋势和社会期待,无疑展现了中国在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吸引人才到中国上“吐哺以待”的诚意。 与此同时,中国“绿卡”能否成功吸引外籍高端人才、将中国变成“引智大国”,同样取决于“绿卡”本身是否具有足够的“含金量”。 不仅如此,中国还需完善移民制度。此前侨报网刊文《放宽“绿卡” 中国需完善移民制度》就曾指出,中国需建立一个以吸引人才为主,同时兼顾家庭团聚与劳动力需求的移民和“绿卡”体系,应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此大背景下,中国制定移民法,成立移民局,规范和管理外国人签证、工作、居留、入籍等事务,也势在必行。这对中国的未来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关系重大。文章选自中国侨网,2015年6月17日
2015年6月23日 -
【中央党校网】王辉耀在中央党校的主题报告
为进一步培养学位研究生的战略思维和世界眼光,5月29日,中央党校哲学部举办第八次“研究生哲学论坛”。国务院参事、中国与港澳赤兔(CCG)理事长王辉耀教授应邀,为哲学部全体学位研究生作了一场题为《世界眼光和国际化人才》的主题报告。主题报告由段培君教授主持。他在致辞时说,30多年来,与中央党校相关的两句话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一句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另一句是领导干部必须具有“世界眼光和战略思维”。现在中央党校又提出了第三句话:进一步推进党校教育和智库建设改革创新。在这样的背景下,请王辉耀教授做《世界眼光和国际化人才》的报告很有意义。 王辉耀教授在报告中以详实的数据、丰富的案例、严谨的逻辑,通过正反论证、逻辑剖析,深入浅出地为全体研究生阐释了国际化人才的主要理论与国际化人才发展的背景与趋势,并着重对国际人才竞争战略与策略以及中国人才战略的发展历程与转型问题进行了分析。 王辉耀教授认为,“国际人才”并非一个新概念,国际人才理论也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不断发展。如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李斯特将国家的生产力分成三个层次:天然的资源;社会状况和精神力量以及人力的资本。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教授在其代表作《国家竞争优势》中,将人才视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理查德·佛罗里达教授在《创意阶层兴起》提出了“3T”理论,“3T”即技术(Technology)、创意人才(Talent ) 和包容(Tolerance)。随着全球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60、70年代出现了明显的“人才流失”现象。到了9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卢卡斯研究发现并提出了“人才回流”概念。将近2000年时,又出现了“人才环流”理论。“人才环流”是基于海外人才跟主籍国之间的流动现象而提出来的,后来这个理论概念得到不断的提升与发展。 王辉耀教授将全球化分为三个“浪潮”:全球的货物流动、全球的资本流动、全球的人才流动。20世纪最大的全球化浪潮是货物与资本的全球流动,当今我们正经历着新的一轮全球化浪潮,即全球的人才流动。而当今国际人才竞争的趋势主要见于六个方面,一是全球人才流动的速度在加快;二是各个国家更加重视人才;三是移民制度已经成为竞争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四是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一个有效的手段,也是人才竞争的一部分;五是各个国家都在争取高层次人才;六是各国不断地出台新的吸引人才的举措。如何顺应“全球人才流动”的浪潮与趋势?抓住机遇,提高人才竞争力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 王辉耀教授对世界各国的人才竞争战略、方法举措进行了详实的介绍,并就“中国如何才能成为人才强国”这一议题提出了宝贵建议。他认为,移民制度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吸引人才的手段。如美国的“绿卡”制度,欧盟的“蓝卡”制度等。德国、日本、韩国等很多国家也都出台了非常灵活的移民政策来吸引世界各国优秀人才,其中留学生是各国争夺的最稀缺资源。各国在争夺世界英才中,还采取了以下主要策略:制定实施各种人才计划,吸引人才回流。如英国的全球创业计划,专门吸收国际创业者;还有的国家或地区建立“国家猎头”,如以色列的移民吸收部、中国台湾的海外办事处、新加坡在外海设立的十多个部门都属于“国家猎头”,专门用于猎取世界人才。知识产权保护体系的建立,是全球人才能否被“引得来,留得住,用得好”的关键所在,只有建立一套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才能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才环境”。 在论述“人才共享计划”时,王辉耀教授还提出了“海鸥”概念以及“不为所有,但求所用”的战略观。在论及“创造产业环境”时,王辉耀教授以以色列为成功范例进行了分析,如“人才不回来,我们就到海外去”再次彰显了以色列主动、进取的战略思维观。就“文化输出”以吸引人才的战略议题,他以“美国梦”为例,强调了文化在吸引全球人才上的不可估量的作用,并指出“中国梦”概念的科学性与效用性。 回顾中国人才战略的发展历程并就当前中国面临的形势,王辉耀教授指出,中国当前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人才竞争,“人才赤字”与“留学赤字”仍在扩大,移民海外与留学低龄化趋势继续发展,而这些现象都不容忽视。我们应该打开体制内、体制外的限制,提升现行的人才制度的国际化程度,使中国人才战略实现八个转型: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型;从“招商引资”向“招才引智”转型;从“硬件建设”向“软件建设”转型;从“经济拉动经济”向“人才拉动经济”转型;从“资源密集”向“知识密集”转型;从“经济科技创新”到“社会和体制创新”并重;从“面向国内人才资源”向“面向国内、国际人才资源”转型。 最后,王辉耀教授还与现场同学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他的国际化视野、学术造诣和精彩演讲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此次论坛使同学们开拓了视界眼光,收益颇丰。 文章选自中央党校网,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8日 -
【华西都市报】王辉耀:一带一路需打造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王辉耀:中国与港澳赤兔(CCG)理事长,国务院参事,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副会长,中国国际人才专业委员会会长,九三学社中央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曾担任国家经贸部国际经济合作司官员,中组部/中央人才工作协调小组国际人才战略研究专题组组长,《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起草组特邀专家等。在人才战略、企业国际化,国际商务和中国海归创新创业等方面有丰富的研究,出版著作近50部,包括最新出版的《国际企业蓝皮书-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以及《大国智库》等一系列有影响的著作。 “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近日,中国与港澳赤兔理事长王辉耀在“中国与港澳赤兔一带一路”研究所成立仪式上接受华西都市报专访时表示,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王辉耀说,一带一路的顶层设计已经有了,现在需要抓具体的项目。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面装。”王辉耀说,“现在应该落到具体的项目上来,最主要的还是要拿出项目模版,打造合作样板国,为接下来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参考。”谈一带一路————“一个更大的战略”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一带一路最大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 王辉耀: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必须具有全球视野、国际担当。而一带一路倡议所提出的是一种很具体的新的全球化的政策和愿景,为中国更好地融入世界,为中国下一个30年、50年的发展支撑,对未来的经济走向都将发挥极大的作用。 此前,中国进入WTO后经济有很大的提升,国际贸易增加了六七倍,而对外投资则翻了七八十倍。中国在货物贸易方面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国,走到顶端,因此中国需要一个更大更新的战略。之前中国的西部开发、环渤海、中部崛起战略还是着眼于内地,而一带一路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产业格局的战略。 概括来说,一带一路将以前的内向型开放转变为外向型开放。一带一路要充分利用中国参与全球化物流、资本流、人才流动红利,推动中国参与构建全球治理创新体系。 华西都市报:外交部长王毅曾表示:“一带一路”是中国向世界提供的公共产品。这句话该怎样理解? 王辉耀:这句话的理解应该体现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上,是一个搭台的过程。美国搭建了一个互联网的平台——万维网,被全世界采纳和使用。万维网是虚拟的,我们则提供一个实体的基础设施的网络,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一个公共产品的机制,在这个平台上,全世界都可以参与进来,也都可以从中受益。谈具体实施————“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 华西都市报:“一带一路”顶层设计已经有了,那么在接下来的落到实处工作中,重点在哪里,应该怎样做? 王辉耀:要真正做到一带和一路,我觉得有四个方面很重要: 第一,能否像当年修建坦赞铁路那样,打造一个横跨亚欧的高速铁路,建立亚欧高铁国际建设集团,真正的修出一条丝绸之路来。这个过程肯定要由中国牵头、投资,这样各国可以参股,能够受益。中国需要作出较大的贡献,才会得到各国的欢迎。 第二,以一带一路对接中蒙俄、新亚欧大陆桥、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中巴、孟中印缅六大经济走廊的建设作为突破口,打通一些国家,改善与周边国家的关系。 第三,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如巴基斯坦、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等,可以和在这些国家发挥中国开发区和产业园等经验的合作,为以后的推进建设树立模版。 第四,需要建立一带一路的国家联盟,有一个共同交流、协调的机制。中国是全球化和加入WTO最大的受益者,“一带一路”可以成为新的全球化治理模式,甚至是一个新的WTO多边机制安排或类似TPP的安排。“一带一路”在加强各国资金、基础设施,产能、人才和移民等方面合作的意义重大,中国发起“一带一路”计划可以成为类似亚投行发起的倡导者。可以考虑建立一带一路国际联盟或者说一带一路国际委员会,建立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区域治理的新秩序。 华西都市报:具体来说呢? 王辉耀:一带一路需要具体化。现在一带一路好像是一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这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几个具体的项目,得有一个抓手。经费、双边多边治理机制、一带一路免签证、放宽移民政策、教育互认等,这些都是很具体的事项,需要一项一项理清去谈。 现有的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是发达国家俱乐部,他们分享信息,制定规则,互相促进。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一带一路也可以建立一个类似的经济组织,带动其他国家参与讨论人员流动、互联互通、资金、技术等。 一带一路推进需要具体化,说得太大反而不好下手。现在需要将概念性的东西进行丰富和理清,从基础设施先入手,接下来进行国别对接、企业对接。首先应赢得其他国家的响应和对愿景的支持,以点带面,以点带线,应听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意见,我的建议是中国多出钱、出技术,先从丝绸之路建设开始,修建亚欧高速铁路,否则难以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现在需要打造几个样板国和样板工程”谈风险挑战————“企业走出去面临三大风险” 华西都市报:您是智库高参,同时中国与港澳赤兔也一直在做一带一路的国别研究。您认为智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起到什么作用? 王辉耀:智库的作用很大。政府间的领导人太忙,无法有充裕的时间来进行深入研究,政府与政府之间了解与沟通还不够,所以民间二轨的建设交流非常重要。智库可以探讨各种机制、方案,利益的平衡,如果两国或多国的智库达成共识,并提出很好的建议,政府间的合作方向就更明确了。 应该充分发挥智库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作用,建立一个一带一路智库峰会或智库联盟,通过智库来探讨、推动战略的实施。比如最近印度尼西亚有八个智库来到中国与港澳赤兔参观讨论,对习近平在雅加达提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印尼的智库怎么看,他们也会提出自己的考虑。 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很多,还有很多的事情需要做。我们的企业、机构、国民到国外合作需要注意一些政治、经济风险等,智库的研究可以给以指导,这是中国目前非常需要的。此外,中国的跨国公司还不是很强大,走出去的基本是中小民营企业,智库可以将它们凝聚起来,并给中央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华西都市报:您有没有通过自己的身份向高层传递您的意见? 王辉耀:中国与港澳赤兔每个月都会通过建言献策参考将研究和建议上报给相关部门,我们也会请其他智库、专业人士进行交流,并把建议汇总。我们最近还专门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所,未来会加大建议力度。 华西都市报:在您看来,中国企业走出去所面临的风险和挑战有哪些? 王辉耀:第一是面临的政治风险,中国和沿线国家的政体、国体、制度、意识形态都不同,能否得到其他国家的认可。 第二,宗教方面的冲突,比如印度、孟加拉,以及中亚地区宗教派别繁杂,这些是需要考虑的。 第三,文化语言不通也是很大一个问题。一带一路战略需要大量人才运作,但我们的人才储备不足,了解一带一路的留学生也很少,需要进行双向培养。美国很多模式之所以能够转换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留美学生。中国也需要培养“知华派”,即对中国产能、中国经济等有大量了解,深入研究的留学生。我们需要加大吸引一带一路国家的留学生大量来中国留学。谈四川机遇————“川菜风靡全世界,可以更多地走出去” 华西都市报:您曾在四川工作和生活过,您认为四川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有哪些机遇?您对四川融入一带一路有哪些建议? 王辉耀:四川是一个人口大省,是西部的一个龙头,而且四川高校云集,人才云集。 从地理位置而言,四川离西边更近,从行业上讲,四川电子很发达,超过一半以上的世界五百强跨国公司落户四川,这些都能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同时,一带一路能带动文化走出去,川菜风靡全世界,在国外的中餐里的一半以上是川菜,今后可以更多地走出去。川菜出口能带动中国食品文化走出去。 另外,四川人的出川,移民的意愿很大,而且具有吃苦耐劳的品质。四川人民到一带一路国家,出川的人数可能会更大。四川可以鼓励移民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我们在当地的移民和华侨华人力量。 最近四川和罗兹结成友好城市,同时在白俄罗斯等地又有产业园,这是一个很好的经验。中国各城市参与到一带一路建设,可以以城市对城市形成交汇点的方式合作,以省和市为中心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建立友好关系,不光是基础设施,还包括产能、文化等方面的融合,以点对点的合作方式推动。 华西都市报:中国还需要哪些方式走出去? 王辉耀:第一,支持中国到当地办学,包括开办更多的孔子学院。中国的大学还没有走出去取得成功的例子,中学更少,面临的挑战也很多;第二,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等地充分利用6000万的海外华侨,在非洲、独联体的国家也有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更多的华侨。华侨就是我们的人才储备,这就督促我们放宽人才流动的限制,建立优惠政策。同时放宽移民政策,使这些国家有更多的华人华侨。中国过去改革开放的70%的外资是靠华人华侨引进,中国未来对一带一路的开放和发展,华侨华人,还有留学生都将继续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选自《华西都市报》,2015年6月16日
2015年6月18日 -
【中国日报】Firms pin hopes on winds of change
China’s economy is a big preoccupation, european business leaders study finds.China’s economic slowdown is significantly affecting the performance of European business in China, according to a survey, but it says that more than half the respondents are optimistic about their prospects in the country.The Business Confidence Survey 2015, published by the European Union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Roland Berger Strategy Consultants in Beijing on June 9, says the percentage of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ranked concerns about Chinese economic headwinds as one of their top three business challenges is almost double that of any other challenge."European businesses have done OK in the past year, but the outlook is a bit pessimistic," says Joerg Wuttke, president of the EU Chamber of Commerce in China."People are withholding investment and are more cautious about investment."The more than half of European companies expressing optimism about their growth prospects in China is 10 points lower than it was last year. Nearly one-fourth expressed pessimism about profitability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and 40 percent said they plan to cut costs, compared with less than 25 percent last year, and most said they plan to lay off staff.The Chinese economy is facing "a paradigm shift", Wuttke says.It wants to discard the "old toolbox" of high, fixed-asset investment and export-driven growth, which has created overcapacity and debt in most industries. The Chinese leadership has articulated its vision of moving the economy to the so-called new normal, an era of lower but higher-quality economic growth, he says."The new toolbox for this growth is still to be put in place, meaning that while the growth pattern has already slowed, the shift up the value chain to more quality growth has yet to be realized. The transition will be difficult."The pain brought by the economic slowdown has been felt more by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operated in China for more than 10 years, the survey found.While on average 58 percent of European companies expressed optimism about growth, 76 percent of those that have operated for less than five years in China expressed such optimism, the survey says.Wuttke says 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 the country longer are mainly in manufacturing, and the newer arrivals are catering to the newer China."The smaller the company, the newer the company, the better. The larger, the older, the more pessimistic."However, since there is no other market as big as China, European companies are still keen on investing in it, and it is in services such as education, engineering, health and logistics that growth opportunities should appear, he says. However, it is in these areas that foreign businesses say they feel constrained by regulations, and they want more market access.Fifty-five percent of European companies said foreign-invested enterprises tend to be treated unfavorably compared with Chinese firms in their respective industries.Nevertheless,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China", Wuttke says, and the European businesses simply wa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press on with its reform agenda.In talking of the government’s reform agenda, one-third of European companies said it has helped to create an even playing field for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one-third said it has not, and the rest said they were uncertain..Seventy-eight percent of companies said they regarded better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 of law as the top driver for China’s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Half the companies said they regard efforts of the country’s leadership in improving the rule of law as meeting their expectations, and 85 percent applauded the anti-corruption campaign.More than two-thirds of the companies surveyed that engag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said they have no R&D center in China, and those with such a presence said they tend to use them to localize products. They would become more involved in China if they had bett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protection, they said.Complex visa policies impede the country’s development of R&D, Wuttke says.He points to the fact that foreigners account for just 0.6 percent of Beijing’s population, while in his hometown of Berlin the figure is about 20 percent. The percentage of foreigners in Beijing is far less than in other big international cities, he says.Xu Hongcai, a senior economist at the China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Exchanges, a government think tank, says that while China’s economy is slowing, overseas direct investment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re growing quickly. In addition,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lds great potential for the economy, he says.European companies that have been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will find that because of the rising cost of labor and materials and overcapacity, their competitiveness will be weakened, he says, so it is important that they keep bringing in the latest technology.Prospects are brighter for newcomers more likely to adapt to the times, he says.Over the past two years, after the Third Plenum of the 18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2013, a great deal of effort has been put into streamlining administration and delegating powers to lower levels, he says."The pace of reform over the past two years has been faster than in the previous 10 years." While reform of stated-owned enterprises is a great concern to Western companies, who feel too little progress is being mad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will issue a comprehensive report detailing the way ahead, he says.Wang Huiyao, president and founder of the China Center for Globalization(CCG), a think tank in Beijing, says that China’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are sometimes disconnected, and Chinese firms often compare unfavorably with their Western counterparts in implementing research in their products.CCG is now researching how multinationals could be more involved in China’s R&D, he says.There are about 1,300 research institutes attached to multinational companies in China that should look for more access to Chinese government funds, and the government should also loosen restraints in some areas and treat them as local companies, Wang says."Foreign companies could work with Chinese companies. For example, Microsoft’s research center has incubated dozens of Chinese companies."China should scout for more skilled people and retain them, he says, which means it needs to make the process easier.On June 8, the Ministry of Public Security said China has lowered the threshold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for foreigners serving in some government-affiliated institutes and scientific and research centers.The newly added sectors include state laboratories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s, technology centers of key companies and foreign-funde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enters. Foreigners who are vice-professors and researchers or above, who have worked for at least four years in China and whose tax affairs are in order, will be able to apply for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s.The ministry said on June 9 that from July permanent residency permits will be easier to obtain for foreigners working in Shanghai. (By Chen Yingqun)From China Daily, 12th June, 2015.
2015年6月16日 -
【环球时报】外籍公民想拿中国“绿卡” 海外华人成为主要群体
中国“绿卡”被称为“世界上最难申请的绿卡”之一。“绿卡”是颁发给外籍公民的永久居留许可证,中国推行该政策近12年,但“绿卡”持有者凤毛麟角。随着公安部6月8日发文,将可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扩大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相关专家和外籍人士对“绿卡”政策放宽有了更多预期。《环球时报》记者调查发现,“绿卡”申请门槛高,政策落地不力,让不少在华外籍人士苦恼。国内移民领域研究者认为,面对国际竞争,中国人才引进的思路仍需开放。 特殊贡献者拿“绿卡”相对容易 “中国‘绿卡’?”俄罗斯青年安德烈一听《环球时报》记者提起这个话题,就做出一个夸张的表情。上周末在北京日坛公园附近一间俄式餐馆里,这个随父来华经商9年、一口京腔的27岁青年无奈地说:“这么说吧,如果你不是宝马中国总裁,不是打篮球的马布里,不是入选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科研专家,也不是这些人的家属,那你基本就不用尝试申请中国‘绿卡’了。” 在安德烈提到的“千人计划”中,就有刘科这样的美籍科研专家。刘科1990年赴美深造,拿到化学工程博士学位,先后在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美国通用电气公司(GE)等企业工作。2010年初,作为中国政府“千人计划”入选者,刘科辞去GE全球研发中心首席科学家和气化平台负责人职务回国,担任北京低碳清洁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兼首席科学家。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单位人事部门帮我们操办了‘绿卡’申请的大部分手续”。据刘科回忆,他从提出申请到拿卡,大概半年时间,“中组部人才局是给了很大支持的”。刘科说:“我和我太太、女儿都拿到了‘绿卡’,我父亲因为年龄等原因,最后没有拿到”。 天津泰瑞倍药研科技有限公司总裁李勇同为“千人计划”引进人才,这位斯坦福大学化学博士回国后在天津滨海新区自主创业。他和身边多名“千人计划”外籍科研人员、技术型企业家也是在国内有关部门帮助下,完成了“绿卡”申请流程。“我知道按规定,申请‘绿卡’有很多门槛,同时也有一些针对特殊贡献人群的优惠政策。”李勇回国时对这些复杂的条款并不了解,他表示,公安部门和高新区政府给了他很细致的帮助,“指导我们适用哪些优惠政策,还帮忙填表、整理申报材料”。 根据中组部2014年6月发布的一组数据,截至同年5月,以“特殊贡献”申请获批“绿卡”的外籍人员及家属共计1612人,约占“绿卡”发放总量的1/3,其中包括1306名“千人计划”引进的外籍人才及家属,以及各部委和省级人民政府推荐的高层次人才。由此可见,“千人计划”引进人才在申请“绿卡”方面具有优势。但即便这样,该计划分批次引进的4000余名海外高层次人才中,目前拿到“绿卡”的不足两成。 根据我国2004年8月开始实施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绿卡”制度,外籍公民可按投资类、任职类、亲属投靠类、特殊贡献类四个类别申请“绿卡”。任职类要求申请者担任副总经理级别职务,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或享受同等待遇,且要连续任职满4年,4年内在中国居留累计不少于3年。投资类要求申请者至少在中国直接投资连续3年稳定,实际缴费注册资本不少于50万美元。这两类规定被一些申请者认为“门槛”高。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去年5月,获得中国“绿卡”的约5000名外籍公民中,投资人员及家属仅有94人,任职人员及家属763人。 相对而言,特殊贡献类和亲属投靠类的适用较为广泛。南方某市一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工作人员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所在单位接到的“绿卡”申请以夫妻、家庭成员团聚为主,这类申请手续相对简便,基本都能获批,“要么就按特殊贡献”。据他解释,这是指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过重大、突出贡献,或对国家有重大价值的世界顶尖人才、特殊技能人才及知名人士,包括世界著名科学奖项获得者、世界知名学者、企业家、运动员、文艺人士等。“操作中,一般就是国家专门引进的人才,或者对地方经济发展起了特别重要作用的外国人,上面会给优惠政策,地方也大力举荐,所以申请下来也算容易”。 要让更多人觉得“拿中国‘绿卡’特别有面子” 俄罗斯青年安德烈把“绿卡”说得头头是道,说明他是做过研究的。《环球时报》记者问已经入乡随俗的安德烈有没有想过申请“绿卡”,他说身边的外国朋友还没有一个拿到“绿卡”的,“我爸的朋友也没有,他们都是做贸易或咨询,没有足够大的投资,也不是全球500强的老板”。安德烈说他其实想过,是否能按特殊贡献类尝试申请,毕竟不像投资、任职类有诸多硬性规定。但安德烈已知难而退地表示:“前段时间我一看新闻,北京首钢男篮外援马布里作为特殊贡献者去咨询申请‘绿卡’的有关程序,哇,我还是算了吧。” 常年旅居上海的法国人昂力则准备一搏。昂力在一家语言机构任职,过去5年里,他经常为中法文化交流活动做志愿服务。昂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我不知道这够不够特殊贡献,那个规定很模糊。”昂力已经请所有他服务和合作过的中方机构出具材料,以证明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中组部数据显示,至去年5月,中国“绿卡”持有者来自91个国家和地区,人数较集中的依次为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德国。据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主任王辉耀分析,其中主申请者占不到1/3,剩下是家属,引进人才以海外华人及归国留学生群体为主。 据了解,持“绿卡”的投资人员主要是回国投资的外籍华人。对此,国内知名移民法学者刘国福认为,中国现阶段引进人才以华人居首,其中又以“千人计划”引进的归国留学生占据大半,是正常现象。他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发展中国家吸引人才的首要途径是海外本族裔回国,这并非中国特例。当前国际人员流动的趋势是,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的仅占人员流动总量的3%,而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横向流动较为活跃。刘国福说:“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你只能努力去吸引发达国家的人才,但同时,可以注重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吸引人才,这些国家的顶尖人才非常优秀。” 据刘国福介绍,中国“绿卡”政策最急迫要解决的问题是,打通工作签证转换为“绿卡”的通道。他认为:“持工作签证的在华外籍员工超过80万,‘绿卡’只发了几千张,我们现在政策规定是领导,有职称,才能换‘绿卡’。有技能的就是人才,不是当领导的是人才。” 《环球时报》记者采访中,多名持或未持“绿卡”的外籍人员认为,中国“绿卡”更像是一种荣誉身份,代表中国政府对外国人贡献的认可。就像安德烈说的那样直白:“拿中国‘绿卡’特别有面子。”现任宝马(中国)服务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菲利普·艾勒今年4月获得中国“绿卡”时,有地方媒体称,他“先后促成多家国际知名企业落户沈阳”,其申请“得到市领导的高度重视”。 王辉耀认为,这表明政府管理思路的保守,“绿卡”是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的政策性工具,而非荣誉授予。王辉耀经常听国内一些创新企业说有聘用外国留学生的强烈需求,但没有相应居留政策。他表示:“有志于留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是不是没有引入价值?在非经济、科研领域积极贡献个人力量的外国人是不是没有引入价值?当然不是!现在国外给外籍毕业生3年或5年实习签证,等你积累足够资历,可以申请绿卡,然后可以申请国籍,这是给了人才一个可预期的上升通道,人才引入是一系列配套政策。来华外国留学生就觉得,我也留不住,那不如早点回国作打算。”刘国福告诉记者,他已经着手研究以北京为试点的外国留学生在华实习计划。 持“绿卡”者想得到更多“公民待遇” 中国政府部门一直在做放宽“绿卡”申请条件的努力,也在给予“绿卡”持有者更多的“公民待遇”。而此前,中国“绿卡”的功能仅限于居留期限不受限制,出入境无需签证手续。本月8日公安部发文,将可申请“绿卡”的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扩大到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事业单位。王辉耀认为:“外商投资研发中心被纳入其中是一个突破。但也仅有这一个,大量科研人员集中在企业里,大的互联网企业、联想、华为以及中国现在兴起的智库要引进外籍人才,都不在这个规定范围内,政策开放的步子迈得还太小。”他说,中国从引入外资到引入“外才”,“要大步走,甚至跑起来”。2014年9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见外国专家时表示,要让外国人在中国拿“绿卡”更容易,来华开展教学研究、投资兴业更便捷。 《环球时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绿卡”持有者在出入境时感到便利,但现实中“绿卡”所具有的“公民待遇”还常常不能兑现。刘科提到,他在国内出差时,一半酒店认‘绿卡’,一半只认护照,用“绿卡”没法在国内做金融投资,在一些高新开发区注册公司也不认“绿卡”,还是要求按外资办。 在刘国福看来,现在“绿卡”发放数量还相对太少,管理分布在多个部门,“到地方一级,可能不会为这区区几千人去下文传达,做系统调整,只有放宽‘绿卡’门槛,扩大持有者规模,才可能突破这些障碍,同时做到让外籍人才更好地与中国社会融合”。文章选自《环球时报》,201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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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青年报】绿卡拉近中国与世界的距离
本文刊于《北京青年报》A2版,2015年6月10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入境管理正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国内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入境的渠道日益拓宽,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绿卡”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经商和旅游。 根据《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公安部研究决定,扩大申请在华永久居留外国人工作单位范围,从即日起,在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心、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外商投资研发中心等7类企业、事业单位任职,且符合相关条件的外国人,可申请在中国永久居留。取得永久居留资格的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工作免办外国人工作许可,在投资、购房、办理金融业务、申领驾照、子女入学、交通出行、住宿登记等方面享受中国公民相应的权利,履行相应的义务。 此前,中国与港澳赤兔(CCG)发布《世界移民报告》中文版。报告显示,中国正在成为越来越有吸引力的移民目的国,在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的移民增长了35%。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超常规、跳跃式发展,尤其是中国正式加入WTO后的10年,每年超过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孕育着国内巨大的市场和消费潜力,从而对国际跨国资本、企业巨舰形成了强大的“磁场”。目前,世界上500强企业大多数都在中国安营扎寨,众多的跨国企业把研发中心和制造中心迁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名符其实的“世界工厂”。 “绿卡”制度是欧美发达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人才竞争,吸引和留住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为适应国家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我国从2004年8月开始实施《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审批管理办法》,即中国的“绿卡”制度。《办法》规定,对在我有关单位任职的外国籍高层次人才、在中国有较高数额直接投资的外国籍投资者、对我国有重大突出贡献或国家特别需要的人员以及夫妻团聚、未成年人投靠父母、老年人投靠亲属等家庭团聚人员,可以授予外国人永久居留证,即中国“绿卡”。 时下,许多外国人在国内沿海地区、京、沪等大都市安家落户,形成一个个独特的外国人居住社区。如京城的韩国村、沪上的日本村……从国内一些大城市外向型经济、国际社区蓬勃发展的趋势来看,外来投资者、洋人才的大量涌入,正在起到强化现代化国际城市的“集聚效应”。同时,也迫切呼唤中国的“绿卡”制度尽快出台。因为,中国“绿卡”制度的实施,不仅能进一步强化中国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人才和技术的“磁场效应”,更能给外来投资者、洋人才们一种“归属感”,使他们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从而更好地为中国经济建设服务。 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国家的出入境管理制度正面临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在华定居的外国人,即使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只要拿到中国的“绿卡”,除了宪法规定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外,与中国公民一样享有“国民待遇权”,外来投资者、洋人才们自然与国人是“无差别”的,更重要的是,一个城市的“洋插队”越多,“归属感”越强,其国际化程度就越高,国际竞争力也就会越强。目前全国有10多个省市出台了居留证制度,即通常所称的“绿卡”。以广东为例,获得“绿卡”的留学生可以享受养老、医疗、子女入学等市民待遇,但缴纳公积金还未实现。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出入境管理正从封闭性向开放性转变,国内公民出境和外国人员入境的渠道日益拓宽。尤其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正在更大的范围、更广的领域和更深的程度参与国际交流和合作,而进一步完善中国的“绿卡”制度,将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外国人来华投资、经商和旅游。目前中国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与国际通行做法接轨的“绿卡”制度,对外籍高级管理和科技人才、投资数额较大的外籍投资者授予其在华的永久居留权,并给予持永久居留证件者以免签入境等优惠待遇,以更好地吸引外籍人才和资金。
201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