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文 | CCG在WTO总部掀起讨论热潮：新能源补贴真相究竟如何？答案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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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9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公共论坛期间，港澳赤兔（CCG）在瑞士日内瓦WTO总部举办题为“利用中国绿色转型减缓全球气候变化：视角、机遇与挑战”的研讨会，聚焦贸易政策与气候变化应对以及中国在该领域的积极贡献。该研讨会由港澳赤兔理事长、国务院原参事王辉耀主持，中、美、欧和非洲代表就议题展开讨论。研讨会反响热烈，吸引来自世贸组织成员、媒体和智库的100多名代表参加。
研讨会对话全文如下：
■ 中国新能源发展并非依靠政府补贴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今天，我们齐聚世贸组织公共论坛，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中提出的将21世纪全球平均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的目标目前岌岌可危。我们经历了热浪、洪水和各种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国际社会为应对不断升级的气候变化而付出的巨大努力也面临威胁。
在全球变暖加速的背景下，各国政府纷纷采取不同措施，以促进绿色转型、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然而，政策和贸易实践的碎片化正在阻挠这些努力。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因此，亟需在全球范围内就气候变化这一重要领域开展合作。
今天的主题与绿色转型密切相关。为了实现《巴黎协定》中提出的气候目标，对清洁能源的大量投资不仅必要，而且至关重要。国际能源署(IEA)呼吁每年在绿色能源领域投资4.5万亿美元。然而，到2023年事，实际投资仅为1.8万亿美元，远未达到目标。需求与实际成果之间的巨大差距凸显了对高性价比产品、先进技术和高效资源分配的迫切需求。例如，太阳能电池板产品为全世界应对气候变化提供了巨大的增长机会。国际能源署测算，全球光伏新增装机需求将达到820吉瓦，但到2022年，我们只实现了这一目标的四分之一——同样远远没有达到产能过剩。挑战和机遇都是巨大的。
电动汽车也是如此。事实上，电动汽车市场迎来了指数级增长。2023年全球电动汽车销量比2022年高出350万辆,同比增长35%。根据预测，到2027年，全球电动汽车需求将达到3000万辆，因此电动汽车的需求量巨大，而中国在2023年只出口了120万辆电动汽车。事实上，在2023年，德国向全球出口了80%的汽车，日本向全球出口了50%的汽车。
这让我们想到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个促进世界贸易和减少争端的、最重要国际机构。世贸组织目前面临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实践方法彼此割裂的挑战。那么，在此背景下，世贸组织能够做些什么来促进绿色贸易，并帮助在绿色转型中实现供需平衡呢?这就是我们想要讨论的问题。
我很高兴地说，今天我们聚集了一组专家来讨论这个话题。贸易谈判与投资论坛创始人兼主席、肯尼亚前外长阿明娜·穆罕默德大使坐在我的右边；再往右是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世贸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还有欧盟知名气候政策专家埃尔维蕾·法布里博士。最后，还有著名的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博士。这些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名字。
首先，我想邀请易大使。您曾担任两届世贸组织副总干事，也曾担任中国商务部副部长。中国新能源产业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您如何看待中国电动汽车在海外市场表现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在您看来，中国的绿色政策如何为缓解气候变化做出贡献？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世贸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非常感谢，辉耀。让我先回答你最后一个问题。我相信中国的绿色政策可以不仅可以加速中国的绿色转型，也能加速全球绿色转型。为了节省时间，我请观众们看一下我们的情况说明书。它有3页，非常有趣，内容丰富。它介绍了中国的能源转型。您可以在会议室外的桌子上找到。
现在回答您第一个问题。近年来，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确实引发了一些国际争论。我想借此机会谈谈我对此的看法。
首先，中国在新能源领域取得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起步时间早，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就开始着手解决污染问题。当时，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严重的环境问题。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所有主要城市都饱受严重空气污染之苦，这迫使政府采取大胆行动，开展绿色转型。2011年，北京和上海等城市开始实行乘用车牌照配额和抽签制度，以解决交通拥堵和空气污染问题。然而，为了鼓励人们购买电动汽车，政府允许消费者在购买电动汽车时跳过抽签环节，直接获得车牌，而无需等待数年。我认为这对中国的富裕阶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激励。
即使当时电动汽车在道路上还非常少见，但中国还是通过财政补贴和公私合作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建设充电基础设施，以吸引私人投资。2015年至2020年间，政府在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超过200亿元人民币。截至今年6月底，中国已建成超过1024万台充电桩。其中，310万台是公共充电桩，其余为私人充电桩。它们能够满足2400万辆电动汽车的充电需求。
政府政策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定期提高乘用车燃料消耗标准，推动更节能的技术。几天前，就在我来日内瓦之前，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一份新的政策草案，建议根据车辆重量设定燃料消耗标准。例如，重量在2.51吨以下的汽车每百公里油耗必须控制在4.7升以内。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以促使制造商生产环保汽车。同时，这也是对技术创新的有力激励。
第二，绿色经济转型不应以牺牲WTO规则为代价。绿色转型初期成本高昂，仅凭市场力量无法推动这一变革，政府理应提供一些支持和补贴。然而，无论是产业政策、贸易政策还是金融政策，都必须遵守WTO规则。任何无视这些规则的单边措施都应被视为不可接受。以气候行动为借口推行保护主义，不仅会阻碍本国绿色转型，还会拖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努力。
第三，与欧美一些人的说法相反，中国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并非依靠政府补贴。依靠补贴永远无法创造一个健康的产业。中国的成功更多地在于培育市场竞争、快速的技术创新以及巨大的市场规模。
以中国的太阳能产业为例，激烈的竞争不断将竞争力较弱的企业淘汰出局。即使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公司，如无锡尚德光伏，最终也因激烈的竞争而倒闭。如今，中国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达到了25.5%，太阳能发电已经与电网持平。
电动汽车行业也有类似的故事。2018年，中国有超过480家电动汽车制造商，但现在只剩下约50家。充分的竞争促使企业加速创新并持续降低成本。有趣的是，中国的电动汽车开发周期仅需18至24个月，而欧洲通常需要四到五年。
中国政府也做出了许多努力来鼓励电动汽车消费。其政策包括免征购置税、优先办理车辆登记、不限行驶天数等。这些优惠政策同样适用于进口汽车和外资企业。这些政策加上完善的基础设施，在中国创造了巨大的电动汽车需求。到2023年，中国将有近4200万辆电动汽车上路，超过美国、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总和，约占全球总量的61%。根据经济学中的赖特定律，中国的电动汽车产量每增加一倍，生产成本就会下降20%以上。显然，中国电动汽车生产成本低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庞大的市场规模。
最后，这是我内心深处的一个想法。20多年前，中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保护其脆弱的汽车工业。这些措施包括严格的进口配额、高达200%的高关税、政府补贴以及对外国投资进入汽车行业的严格限制。然而，如此高的保护措施只会让中国汽车工业进一步落后。
中国电动汽车行业今天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中国加入WTO，大胆开放市场并全面融入全球价值链。中国不仅履行了WTO承诺，取消了进口配额，还单方面放宽了外资准入限制，还将乘用车关税降至13.8%。
简而言之，开放和市场竞争才是中国电动汽车行业蓬勃发展的真正动力。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担心一些主要发达国家正在重复多年前中国失败的做法。在我看来，过高的关税和投资壁垒只会让他们错失汽车绿色转型的机会。谢谢。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感谢易大使的精彩演讲，您介绍了中国最新的发展和绿色转型。我可以证明，我住在北京市。现在北京的雾霾几乎减少了90%。空气真的变得很干净。事实上，根据北京市政府的数据，超过50%的污染是由车辆造成的。现在北京有一半的车辆是绿色的，购买绿色汽车不受限制，而在中国购买内燃机汽车则受到限制。我认为这项政策加上巨大的市场需求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当然，除此之外，特斯拉、宝马、梅赛德斯奔驰和大众也在中国生产绿色汽车。我们将看到这股新势头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 非洲绿色转型“突围战”，这些挑战不容忽视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接下来我想与阿明娜·穆罕默德大使谈谈。您来自非洲，您知道绿色转型对非洲大陆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为了缩小能源领域的差距，从而为未来的绿色发展创造更好的机遇和影响，我们可以采取哪些措施来利用这场绿色转型和绿色革命？
肯尼亚前外长阿明娜·穆罕默德：非常感谢。我得说回到日内瓦的感觉真好。感谢你们组织了这次会议。我还要感谢其他小组成员应邀出席。你们向我提出了非常直接的问题，涉及绿色转型和相关贸易政策措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我来自内罗毕，目前正在从事贸易谈判和投资方面的工作，因此我想谈谈非洲。
首先，我想说，我们已经接受了绿色转型，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认为非洲国家谈论绿色话题的时间比世界其他地区接受这一议程的时间要早得多。我举个肯尼亚的例子。我们于1981年开始进行绿色能源转型。当时，我认为并没有多少人谈论绿色能源转型，但那时我们确实首次在国内建立了地热设施，开始逐步、缓慢地摆脱对化石燃料的完全依赖，当然，当时所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化石燃料。我想告诉大家，如今我们四分之三的能源需求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地热能、水能、风能和太阳能。
我们面临的唯一挑战是，这些技术大多是在国外生产的。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因为这些技术往往难以负担，甚至无法获取。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今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能够稍微向前推进，确保我们能够完全获得这些技术，包括在制造和开发这些技术方面获得支持，而且，当这些技术可供我们使用时，能够负担得起，以便我们国家能够完全接受这些技术。
我知道王辉耀理事长谈到了已经承诺的资金数和真正实现的资金数额。因此，我们需要加快行动，形成一定的势头，确保为支持绿色转型而设立的基金能够真正发挥作用。那么，由于我们脱离了原有的框架，我们的贸易政策措施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我必须告诉你们，我们的一些政策实际上是在最近才制定的。对于许多在最近10到15年才加入WTO的国家来说，这些政策已经实施了10年，或者更短，因为他们开启了一段制定符合WTO规则和法规的政策历程。这些新政策已经生效，我们正在告诉所有人，他们需要改变。
为了尽快实现这一目标——因为王理事长再次提到了不拥抱变革的沉重后果——我们需要支持这些国家。当有人告诉你需要改变，你就去改变。当你认为现在已经有足够多的人接受培训，能够切实执行既定标准时，你就必须再次改变他们，再次调整他们，有时甚至彻底颠覆他们。因此，非洲要想做到这一点，并在整个气候转变和变化的合理时间内完成，我们需要得到支持，包括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因为实施这些政策需要付出很多努力。
这就是我想说的第一点。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面是大量机会，创造新的就业、净化环境、参与全球气候行动、改善基础设施。例如，在肯尼亚，我们正在改变交通基础设施，使其更具可持续性，我们正在交通领域采用新技术，无论是电动公交车和汽车，还是需要建设的其他基础设施。
我们正在许多领域进行大量投资，但确实需要支持。人们需要理解我们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做了多少工作。有些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独立，有些在20世纪90年代获得独立，然后迅速与世界其他地区接触，为融入这个全球环境而做好一切准备，并且必须立即做出改变。
此外，还需要遵守新的产品标准、新的流程标准，甚至新的生产标准。所有这些都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有时我们发现，非洲大陆在名义上已经引入了环境标准，但其中一些标准掩盖了保护主义。例如，在农业方面，我们向世界许多地方出口大量农产品。多年来，我们一直遵守着既定的标准，但突然间，我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我们习惯的标准过渡到全新的标准，而后者完全不同，且成本高昂。因此，要达到所有这些新标准，显然需要大量合作、伙伴关系和支持。
我认为另一个重要领域是采掘业，因为没有它，就没有技术发展和进步。这一转型所需的矿物主要在非洲，当然也有一部分在世界其他地区，但主要还是在非洲大陆。传统上，我们允许公司进入并开采矿物，无论是钴、锂、镁，还是任何进步所需的其它矿物，例如我居住地附近就有钛矿，等等。我们提取了这些矿物，并以原材料的形式出口。
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实现绿色转型，就需要像对待其他产品一样，在非洲大陆进行半加工或全加工。这将减少出口、进口和再次出口的碳足迹。
我认为这是我们需要考虑的问题。我们如何将非洲完全纳入绿色转型，但要在非洲具有优势的领域、以及全球实际上依赖非洲才能向前发展的领域？我认为，这需要合作、支持和合资经营。非洲无法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它需要所有人的支持。它需要企业参与进来，商讨如何支持这些进程。
我们非洲大陆多年来一直接受着加工完备、可直接消费的产品，因此不难理解。但这实际上很有必要，而且对其他国家来说，这可能会变得非常重要，这样我们不仅能够出口原材料，还能出口半加工产品，甚至可能在某些时候出口完全加工的商品，向其他国家出口产品——这种伙伴关系就更有意义、更加基础和可靠，而且这一过程就更加可预测和可持续。我想这大概就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作为发展中国家和非洲人，我们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利用这种绿色转型？我想我已经提到了一些，我们需要在一些关键领域进行投资，例如可再生能源，我们肯尼亚在这方面做得相当成功，并支持非洲地区的其他国家也这样做。我们以非常透明、公开和支持的方式帮助埃塞俄比亚、坦桑尼亚和吉布提发展了地热能。我已经谈到了电网基础设施以及投资该领域的必要性，当然，还有确保我们的制造业也得到投资，制造业也必须实现绿色化。因此，我们需要制定合理的政策和监管框架，鼓励其他各方以及本地私营部门投资绿色技术，创造稳定的监管环境。
我不知道王理事长是否希望我就补贴大战对WTO规则的影响以及非洲政府的担忧发表评论。我们发展中国家也有补贴问题，但只要这些补贴不会以任何方式阻碍市场，只要它们不会从根本上干扰市场运作，也不会歧视某些国家。我想我们都知道，我们都不生活在乌托邦环境中。补贴一直存在。除非我们所有人像2015年在内罗毕就农业出口补贴问题达成一致那样，同意取消补贴，否则补贴将继续存在。我认为，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无法独自做到这一点。这必须是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有必要且必须做的事情。
但我们也知道，事实是，我们的大多数主要贸易伙伴已经不再假装会认真遵守对WTO规则的承诺。这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多边贸易体系中的危机。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不会说我们需要修复它，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已经到了几乎无法挽回的地步，但我们确实需要遵守我们为自己制定的规则。我们必须继续这样做。
我认为，这部分谈话必须涉及补贴做法，因为它们主要歧视南方国家。实际上，它们损害了我们所有人都需要的自由市场的有效运作。最后，我们无法补贴整个大陆。我认为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其结果是不公平竞争。我们有点习惯了这种情况，但希望我们能处理好。
另一个有人向我提出的问题，那就是贸易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作用，以及多边贸易体系如何制定可持续议程，实现贸易和气候目标。我认为，达成这种平衡并不难，因为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外国直接投资，是全球能源转型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必须在贸易和气候之间实现平衡。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们都同意在既定的贸易规则和气候规则的基础上合作和竞争。我认为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贸易和气候方面都有规则。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在这些规则的基础上合作和竞争，我们就能取得平衡。
但这里再次说明，这不仅仅是关于贸易和气候。它还关乎必须有效运作的优惠贸易协定（PTAs）。我想说的是，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只是我的国家，我们已经把确保在贸易和气候之间取得平衡作为优先事项。因此，我们鼓励农民(其中一些是非常小规模的农业从业群体)采用新技术和智能农业。我们正在与一些合作伙伴(尽管非常非常少)合作，确保他们了解如何从一种技术过渡到另一种技术。
我还要说，非常明确和迫切的是，绿色技术制造商需要考虑我们在本次会议上所说的话，即为了让我们从旧技术过渡到新技术，他们必须为我们所有人提供可用的、负担得起的技术选择。我们看到了每一种方法带来的机遇。我们天生乐观，即使在我们目前面临的挑战中，我们也拒绝向困难屈服。因此，我们再次呼吁发展伙伴理解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对我们来说并不容易。变革是真实且持续的，我们需要不断改变和调整，但这些都是必要的、真正的重大变革。
我们有许多优先事项需要考虑。我们已经将此作为首要任务之一。我们需要其他人也这样做，才能让其成为关键要务。如果只在一部分、两部分或其他某些部分采取措施，我们就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全球范围内采取措施——这一点我们很清楚。气候变化的后果是全球性的。它们不是地区性的、国家性的或省域性的，而是全球性的。因此，我们所采取的每项措施都必须具有全球性。它必须涉及伙伴关系、良性竞争、公平和公正。谢谢。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谢谢阿明娜。我认为您很好地概述了非洲乃至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绿色发展方面的绿色转型。很高兴听到非洲在绿色转型方面做了很多工作。您提到了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这些方面都已经发展起来，当然，还期待有更多的投资。我认为，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的电动汽车企业已经在拉丁美洲、亚洲、欧洲进行了投资，我相信非洲也会如此。中国和非洲最近刚刚在北京举行了峰会。我相信中非未来在绿色转型方面会有巨大的合作，来帮助非洲和发展中国家。
■ 当欧盟绿色转型遇上中国竞争，知名气候政策专家这样说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现在，我想我们还有两位非常重要的嘉宾。我们想请法国雅克·德洛尔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欧盟知名气候政策专家埃尔维蕾·法布里为我们介绍一些欧洲的观点。欧盟在国内和国际上是如何对待绿色转型的？欧盟曾说过，到2035年，他们将逐步淘汰所有内燃机汽车，但现在呢？欧盟在实现绿色转型方面能提出什么建议？
欧盟知名气候政策专家埃尔维蕾·法布里：大家下午好。能与各位贵宾一起讨论这个问题，我深感荣幸，因为这个问题是当今的核心问题。为了分析欧盟如何看待中国的绿色转型以及欧盟如何定位自身与中国绿色转型的关系，我想先回顾一下几年前欧洲绿色转型的现状。
长期以来，欧盟一直将自己视为绿色转型的领导者，但并非唯一领导者。您刚才提到，肯尼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迅速参与其中。但自2000年伊始，欧盟就开始考虑转变其能源政策，并开始补贴可再生能源的开发。欧盟为绿色转型制定了庞大的监管基础，欧盟委员会通过了绿色新政“适应55”一揽子提案这一套高强度且严格的法规。您刚才提到了2035年的目标，即不是逐步淘汰ICE(内燃机)，而是到2035年禁止在欧盟销售新的ICE，因此欧洲市场只会增加一些电动汽车的销售。
欧洲绿色转型的方法基于可预测性、对WTO规则的遵守和对监管的坚持。它以“棍棒”著称，而不是向行业提供“胡萝卜”。即使回顾过去几年，我们已经看到，向欧洲行业提供的所有补贴总额比现在美国市场的补贴总额还要多。但与此同时，它还调整了立法，使进口制度与国内制度保持一致，这是我们进行绿色转型的基础。因此，我们考虑了CBAM、森林砍伐法规和尽职调查法规。我稍后再谈这个问题，因为它引起了世界其他地区的批评。但我们的想法是，在欧盟进口产品和国内生产努力之间创造更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利用这些法规激励其他国家参与绿色转型。然而，两年前美国宣布《综合资源法案》时，人们猛然惊醒，与此同时，中国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进口量不断攀升，人们意识到中国在绿色技术领域发挥着非常重要的领导作用。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人们逐渐意识到，中国已经控制了绿色技术供应链的很大一部分，并且正在加强对整个供应链的控制，这让人感到震惊。欧盟正在迅速实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并且非常有信心在2030年之前实现这一目标。2024年，欧盟的排放量与2005年相比已经减少了47%，而目标是减少60%。
如果欧盟能够很好地完成绿色转型，并且逐步淘汰俄罗斯化石燃料，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不仅要应对气候变化，还要在绿色技术领域展开竞争，并支持其产业，以应对不仅来自中国，而且很快来自美国的日益激烈的竞争。
此外，生产集中化也引发了一些经济安全方面的担忧，这个问题不仅在欧洲引起关注，人们担心过度依赖一个主要的生产地。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美国在《爱国投资法案》方面投入的资金，考虑到许多项目延期甚至取消，我们可能会认为美国方面的情况可能更加复杂。但即将到来的选举和特朗普对《绿色新政》的立场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他重新塑造了绿色新政、绿色新基金。这迫使我们不得不预测，如果他再次当选，那么这些补贴、税收抵免和其他一切都将至少放缓。这对绿色转型本身并不是个好消息，但至少欧盟在竞争方面的担忧将得到缓解。
这促使我们考虑，让中国参与这一绿色转型作为重要目标甚至更为重要。但欧洲人对中国参与绿色转型仍然感到非常不安，因为中国仍然是温室气体排放的第一大国。中国消耗了全球一半的煤炭。与此同时，中国还是绿色产业的关键战略领导者。您刚才提到国内汽车产业规模庞大，在充电设施建设方面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达到这些数字，真是令人惊叹。但事实上，美国不仅在电动汽车上与中国接近了，而且也接近中国的技术，这给欧洲市场带来了越来越大的压力。支持欧洲绿色工业的需求是保持全球绿色技术生产多样化的关键，正如穆罕默德大使强调的那样，确切地说，是在各大洲实现这种多样化。
那么欧盟是如何调整其战略的？2035年的目标很可能不会改变。当你与欧洲市场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交谈时，会发现不仅包括原始设备制造商，也包括供应商，他们都需要监管的稳定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这个目标。我们很快会就欧洲市场进口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反补贴税进行投票，这很可能会通过并实施。我们拭目以待。目前尚不确定，但现阶段没有太多悬念。
这表明，欧洲对电动汽车市场的战略调整，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欧洲对经济和贸易战略潜在调整的试验。昨天马里奥·德拉吉（Mario Draghi）的报告发布，可能将问题提到了正确的层面。我想你们中的一些人昨天和今天有时间看看其中的主要信息是什么。这是一个紧急的信息。德拉吉呼吁人们警醒，不仅要关注电动汽车这样的问题，而且要关注欧洲竞争力的结构性问题。由于生产力和竞争力不如美国和中国的水平，他真正关注的是欧盟需要集中投资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欧盟整合的能力，以及超越共同借款禁忌的能力，并提高这种能力。我不会一一回应他的所有建议，但我认为，除此之外，他已经为欧洲人提出了一些要点。
关于反补贴税，回到电动汽车领域的问题，他们已经实现了部分目标——让中国汽车制造商不仅进口产品，还将生产基地转移到欧盟，而不仅仅是为欧盟市场提供供应。但这需要辅以其他措施，不仅要激励欧盟的组装功能，还要允许在欧盟生产和技术转让，因为这是我们今天所处的位置。
因此，如果欧盟调整了反补贴税来维持部分欧洲市场准入，这不是为了关闭市场，而是可能为了有一些新的举措，允许更多的外国直接投资，以促进这些电动汽车的生产，以及更广泛的欧盟市场绿色技术的生产。欧洲人将继续遵守WTO规则，但这一切都取决于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下进行创新，以及基于可持续性的创新措施，从而适应当地的内容要求。我认为，在遵守WTO规则的同时，一些欧洲商人可能会对以下领域感兴趣：保护其行业、保护其产能，以及向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绿色技术。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谢谢法布里博士。正如您所说，欧盟与中国在绿色转型方面的合作非常重要。我们必须遵守WTO规则。此外，从个人角度来说，我认为中国和欧盟的合作潜力巨大。梅赛德斯刚刚投资10多亿人民币在北京建立绿色研发中心。事实上，欧盟向中国出口了100多万辆汽车，而中国向欧盟出口的汽车数量可能还不到一半。我们不想在那里发生关税争端，但中国和欧盟都必须遵守WTO规则，并促进全球南方和全世界的绿色转型。谢谢您提出的所有观点。
■ 推动绿色转型需要积极议程，第三国是关键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最后，我想请亚当·波森博士发言。众所周知，他是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该研究所是美国著名的智库。CCG与彼得森研究所有过多次合作，我知道你在这里非常受欢迎，而且你还将参加多个小组讨论。我们想在这个小组讨论中听听你对中美双边经贸关系的看法。我们看到拜登总统将中国电动汽车的关税提高到了100%，但实际上很少有中国电动汽车进入美国市场。那么这真的是某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吗？美国大选即将到来，美国如何应对绿色转型？众所周知，我们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绿色转型。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谢谢王会长。谢谢各位今天出席，也感谢各位尊敬的嘉宾。从很多方面来说，如果今天参加讨论的是某位现任或前任美国官员而不是我，情况会更好，倒不是因为他们会说你们想听的话，而是这样更能从某些方面传达世界面临的挑战。你们不必过度解读为什么是我在这里，这更多的可能是因为选举，而不是其他原因。但你应该稍微了解，你面对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人士，而不是官员或前官员。
我想从法布里博士的最后一句话开始。我和让·帕萨尼·费雷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名为《绿色前沿》，内容涉及推进绿色议程、绿色转型方面的认知和实践。虽然存在各种细微差别，但最重要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在绿色技术可用且负担得起的情况下，迅速广泛地采用和推广这些技术。正如我在18个月前的一篇文章中警告拜登政府的那样，拜登政府以“购买美国货、建设美国、补贴美国”和“不征收气候碳税”来掩盖他们对气候问题的真正担忧，其带来的最大影响之一是，这必将导致绿色技术在全世界的传播更加缓慢、缺乏力度和有效性。这很可能会导致美国市场技术标准与能源技术脱离世界其他地区，而在特朗普治下，情况会更糟，因为美国会设置壁垒，迫使消费者、家庭、企业、地方政府机构购买价格过高的美国产品，按照不同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标准行事，然后试图以某种方式坚持要求其他人无论如何都要向他们购买。这是行不通的。
所以，对我来说，当我们坐在这里时，这将成为我和其他人将在未来几天的公共论坛上反复强调的主题，而本小组中的一些同事也代表了这一点，即我们需要一个积极的议程，在第三国之间推进，也就是说，让除了美国和中国以外国家的参与。如果最终能够说服美国或中国做出有益的承诺，那当然很好。但我们不能让美国或中国拒绝技术的发展、传播和进步。
现在，我认为欧盟是第三国，因为它既不是美国，也不是中国。出于许多原因，包括法布里博士提到的某些原因，欧盟在改变自身能源使用模式和碳定价方面，在气候问题上比美国或中国更具建设性。尽管如此，我们必须保住汽车工业，我们必须保持技术竞争力等等，这些话当然为欧盟打开了大门，使其几乎像美国和中国一样具有破坏性。
是的，马里奥·德拉吉昨天发布了一份报告，其中有许多好的方面，包括我支持的欧洲财政政策和金融集中化问题，但其中为这类产业政策留下了模糊的空间。我认为欧盟面临的挑战是认识到他们必须这样做，而且我已经在各种论坛和场合上论证过这一点，他们不应该玩美国或中国的游戏，反正他们一定会输，而他们应该主导另一种游戏，这种游戏即使不是法律实践上的多边主义，也应该具有多边主义精神。
因此，从这一点出发，我认为，易大使、王会长以及穆罕默德大使提出的现实情况确实表明，欧盟、中国和非洲部分地区以及东南亚部分地区之间存在合作的可能。毫无疑问，尽管中国国内存在矛盾，但中国作为煤炭使用大国和排放大国，正在降低单位GDP的碳排放量，并在各种绿色技术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鉴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有能力做出可执行的决定，我们可以想象并为之努力，如果中欧达成协议，接纳许多其他国家，而将美国排除在外，这无疑将推动世界气候议程。这必须是一个高标准协议，就像中国如果要加入CPTPP，就必须达到合理的开放标准。我讨厌“公平竞争环境”这个词，所以我们还是谈谈允许竞争而不是反竞争行为吧。但鉴于事实，即使是在电动汽车领域，中国的国内也有许多竞争对手，这不仅仅是与一家公司打交道。
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是关于优先次序的，对于在WTO中真诚工作的人，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你的雇主在哪里，气候和经济增长的收益主要来自绿色技术的应用，即围绕这些技术建立规模、网络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生产这些技术。如果从肯尼亚到法国再到中国再到美国，每个人都坚持认为必须自己生产技术，那么就会出现相互冲突的标准和补贴、大量浪费、要求发展中国家选择一方以加入他人供应链的政治压力等等，这将对气候和经济增长造成负面影响。因此，我们还有机会去追求理想，有机会去推动绿色商品的自由贸易，并在必要时，为了世界而将这些贸易争端和冲突与其他争端和冲突区分开来。非常感谢。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谢谢。我认为您叙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概览，即中国、欧盟和发展中国家必须共同努力。当然，所有其他国家不能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队。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别说得那么不坦率，辉耀。其他国家总是被迫在美国和中国之间做出选择。我们所有人都必须站出来，努力创造一个安全的环境，让他们不必做出这种选择。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完全同意。这就是我们在此聆听各位杰出嘉宾讨论的WTO精神。我同意这一点。
■ 问答环节
港澳赤兔(CCG)创始人兼理事长王辉耀：我们还有10分钟，我想最后再简短地讨论一下，每人30秒，谈谈你们对以下问题的看法：贸易在帮助能源转型方面发挥什么作用？我的意思是，我们可能需要创造一个新的叙事。气候变化和危机迫在眉睫，这是常识，但我们却无动于衷，而且各自为政。事实上，我们正在内讧，而不是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威胁。现在，谁领导谁做得更好已经不重要了。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共同努力，互相帮助。这可能是我们从WTO论坛上必须产生的共同精神。
我认为，既然我们面临着共同的威胁和危机，人类就必须共同努力应对气候变化。然后，无论谁做得最好，我们都必须互相学习。当他们拥有像波音或空客这样的优秀产品时，每个人都会购买。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还有我们使用的其他所有农产品。不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世界从未出现过产能过剩。我不知道这种说法从何而来。所以我认为，如果我们拥有应对气候变化的所有可用工具，那就让我们使用它们。让我们制定一个WTO标准来使用它。这真的是底线。
所以我想让你们每个人就这个问题发言30秒，我们如何真正利用WTO规则来保障全球能源转型，而不是个别规则——如果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将回到原始时代和丛林法则，这是不好的。
肯尼亚前外长阿明娜·穆罕默德：非常感谢。我认为我来自一个非常遵守规则的地方。我们相信多边贸易体系，并且已经参与其中一段时间了，我们也相信《争端解决谅解书》。因此我们遵守规则。事实上，这个问题应该针对那些可能不遵守规则的世界其他地方。
但我只想说两点。第一，转移制造业是一个关键问题。这也是我正在讨论的问题之一。非洲不能成为原材料外流的唯一地区，这里没有制造业，也没有在非洲大陆建立任何制造业的兴趣。我们需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关注这个问题。如果经过完全加工，矿物仍然无法为世界其他地区所接受，那么让我们在非洲大陆进行一些半加工。
我想谈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业保护。我认为我们都有一些感兴趣的工业，有些是新兴的，有些则发展得更好，而且我们在这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我认为，我们对此给予支持真的非常重要。我们确实需要制定积极的议程。气候危机是全球性的，需要所有人齐心协力才能应对。所以，为了鼓励大家，任何人都不要放弃。每个人都应该朝着同一个方向努力。有些人拥有更多的资源、技术等，而另一些人则拥有有助于进一步发展这项技术的自然环境。但我想再次感谢你们组织了这场精彩的会议。
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世贸组织原副总干事易小准：如果我们想实现净零排放，贸易是必不可少的。最近，国际商会（ICC）发出了强烈警告。它呼吁所有国家遵守现行WTO规则的文字和精神，并通过WTO解决经济摩擦。因此，我认为对于WTO来说，当成员国制定自己的政策时，首先要确保所有WTO规则得到充分尊重。在这方面，一个全面且运作良好的WTO争端解决机制至关重要。
欧盟知名气候政策专家埃尔维蕾·法布里：显然，当我们仍然关注美国、中国和欧盟之间的竞争时，我们并没有足够关注所有发展中国家和最贫穷的国家，这是WTO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欧洲雅克·德洛尔提出了一项建议，希望在世贸组织建立一个全球三角论坛，在世贸组织各委员会中引入发展、环境和贸易之间的更多联系。
我认为世贸组织应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将稀土作为一种公共产品，并就此展开积极的讨论，以便建立伙伴关系，从而提高资源丰富国家的附加值，同时提供一些准入机会，防止出现出口限制，因为未来几年，不同国家实施的各种出口限制可能会导致供应链中断。中国精炼行业的垄断问题令人担忧，中国拥有令人惊叹的产能，但试图在全世界广泛分布的行业中保护原材料的获取渠道。因为我也同意你的观点，不是所有人都需要生产绿色技术，但我们需要保持这种多样性，因为这是全球开放市场的基础。
美国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波森：我想说两点。第一，在座各位都知道，而欧洲人从他们在世贸组织之外的其他经历中知道，在准入谈判中，一个国家会进行最大程度的改革。因此，如果中国、欧洲和其他国家能够达成一项适当的高标准协议，将美国排除在外——因为美国不会同意——但又不刻意排斥美国，这是让美国进行改革的最佳方式。
观众提问：我的问题是，当人们因为对他们征收的税太重而走上街头抗议，而其中一些税涉及气候变化和气候变化改革问题时，像肯尼亚这样的贫困国家应如何应对？这个问题是否也可以成为全球贸易政策讨论的主要议题？
肯尼亚前外长阿明娜·穆罕默德：谢谢。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认为，这需要国家层面制定的政策与全球层面制定的政策保持一致。由于缺乏一致性，有些国家会做出不符合本国最佳利益的事情。因此，我们的总体想法是确保制定的政策以及我们在国内执行的政策对我们有利。我只想补充一点，不同层面的参与和对话之间应该加强政策协调。
您提到了肯尼亚的示威活动。我认为现在许多国家都出现了这种情况。同样的问题也出现了。这是关于创造就业机会的问题，也说明了为什么关注经济中那些能够真正建立合作伙伴关系的领域非常重要，我们可以进行外国直接投资，以创造所需的产业和就业机会，从而避免已经完成学业并接受过某种培训的年轻人与就业市场的需求脱节。问题太多了。我认为不能只考虑一个层面。许多方面都需要考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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