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实录 | CCG名家午餐会焦点热议：三中全会与改革开放重点
2024年8月1日
2024年7月24日，由港澳赤兔（CCG）主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活动在北京国际俱乐部对外交流历史悠久的仙鹤厅圆满举行。此次活动由CCG副主任高志凯主持，邀请包括外国驻华大使、商务参赞、国际组织负责人、中外企业高管、国际知名媒体人士在内的40余位中外嘉宾参会交流，围绕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发展政策与新一轮改革方向、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互动、中国在世贸组织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制等议题深入分析研判。
午餐会中文实录
CCG副主任高志凯
高志凯
首先，我代表正在美国访问的CCG理事长王辉耀和CCG秘书长苗绿，向各位到场嘉宾致以诚挚的欢迎和问候。今天到场的嘉宾有11位驻华大使，他们是比利时驻华大使安博宁（H.E. Bruno Angelet）、马耳他驻华大使白瀚轩（H.E. John Busuttil）、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吉思德（H.E. Scott Dewar）、爱沙尼亚驻华大使韩朔（H.E. Hannes Hanso）、巴巴多斯驻华大使H.E. Hallam Henry、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H.E. Thorir Ibsen）、卢旺达驻华大使H.E. James Kimonyo、格林纳达驻华大使马岩（H.E. Ian Marshall）、克罗地亚驻华大使H.E. Dario Mihelin、土耳其驻华大使（H.E. İsmail Hakkı Musa）、阿根廷驻华大使马致远（H.E. Marcelo Suárez Salvia）；国际移民组织驻华代表李文；还有13位来自美国、巴基斯坦、克罗地亚、德国、爱尔兰、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印度尼西亚、瑞士驻华使馆以及欧盟驻华代表处的资深外交官；专程从华盛顿特区来到北京参加CCG午餐会的ET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mit Sevak；11位来自IBM、玛氏中国、Zoom中国、中金资本、快手、ETS、微软、Serafund、万事达卡、标普全球大宗商品、耐克、渣打银行跨国公司代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妇女署的国际组织代表；德国商报、《金融时报》、彭博社国际媒体记者。
近期召开的中共第二十届三中全会引发了社会各界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深入讨论，在此背景下举办本次午餐会恰逢其时。欢迎与会者们在会议期间积极参与，共同探讨中国在经济领域的战略举措及其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为未来的合作和发展奠定基础。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
黄益平
谢谢志凯，非常感谢你的介绍。我不敢自称是国家发展方面的权威，只是从事一些金融方面的工作，宏观经济确实也是我们一直关注的问题。所以，我想就三中全会发表几点看法，并由此展开讨论。
首先，大家可能也都注意到了，三中全会后，特别是在完整文件发布后，A股市场下跌，我认为市场之前预期可能过于乐观了。实际上，如果关注习总书记本人的讲话以及政府官员试图向公众传达的信息，就会明白，三中全会不会是一个大规模的市场化进程，而是关于改革和现代化。总书记明确指出了改革方法， “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解决”。所以这更像是一种务实的做法。
如果有机会，我个人当然也可能会建议一些更加积极的改革举措，实际上在某些场合我确实也曾这样建言。但我认为，对三中全会中比较合乎实际的期待应该是：
第一，中国的改革方法几乎从来都不是激进或大爆炸方式。实际上，作为经济学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争论是前苏联的大爆炸式改革更好，还是中国的渐进式改革更好。任何改革方案都需要满足一个要求，即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可行性条件。所以我认为，期待中国的改革政策突然变得非常激进或采用大爆炸方式，是不现实的。
第二，即使考虑转向更激进的方法，现在可能也不是最佳时机。鉴于我们面临的国内问题——如不平等问题、金融风险等——对经济自由化需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如《决定》指出的，除了政府失灵问题外，还有许多市场失灵问题，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也要小心谨慎，对风险与乱象要认真防范。第二个原因，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肯定会使自由化变得更加困难，国家安全的考量变得前所未有的重要。这并不意味着不进行自由化，而是需要格外谨慎。
我可以分享我在金融业的一点观察与亲身经历。2017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一点提到将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开放。想必大家都知道，这意味着资本将可以自由进出。
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则并未提及资本项目开放。会议虽然仍然提到高水平的开放，但也提到了经济和金融领域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性。决议更加重视吸引外国金融机构进入中国和吸引长期资本进入中国。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我认为资本项目开放的好处是可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但它也会带来非常不稳定的资本大进大出。只有在拥有强大金融体系的情况下，才能承受这种剧烈的资本流动。实际上，许多发展中国家并没有这种能力。因此，很多发展中国家在实施了资本项目改革之后，很快就会陷入金融危机。在大约25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就经历了这种情况。
2018年，我被时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的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任命为监督事务的外部顾问小组成员。我不确定你们是否听说过这个顾问小组。IMF每年派遣人员前往成员国，审查其经济和金融政策框架，然后提出建议，这就是第四条款的执行（Article Four）。
IMF通常都会建议发展中国家开放资本项目，但我认为这样的政策建议不一定合适。能否开放实际上取决于你是否准备好了。如果你没有准备好，可能就不应该进行放开资本项目。
因此，在我担任IMF外部顾问期间，所提的一条主要建议就是不要强迫发展中国家过早实施资本项目自由化。事实上，如果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金融风险或金融危机的风险，应该允许他们对资本账户和资本流动引入一些限制。在一定程度上，IMF也接受了这样一种思路。
所以我想说，改革需要推进，这毫无疑问，但必须谨慎进行。我认为三中全会的决议，第一，基本符合我的预期，第二，是一个比较现实的做法。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整体思路。
所以，当大家说市场参与者感到失望时，这可能是真的，但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要么是之前的预期过高，要么是投资者认为宏观经济表现不佳。所以信心不足。大家都看到了数据，第一季度的GDP增长率是5.3%，到了第二季度降到了4.7%。这是一个问题。我认为政府应该做的并且我建议政府能做的是，采取更为积极的刺激方案，以促进经济活动和提振市场情绪。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是，在我看来，关键的重点是什么？我认为我们应该看看总书记说的，“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解决”。可问题是，我们面临的关键问题是什么？如果去阅读《决定》，你会发现有300项政策要实施，所以这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
但作为经济学家，对我来说，我们面临的两个最重要的经济挑战是什么？首先，如何维持经济增长？当我们的（劳动）成本基数很低时，我们通过出口大量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取得了非常理想的经济增长。但自从我们开始经济改革以来，劳动成本或人均GDP从约200美元增加到了现在的水平。现在我们已经接近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另一方面是我们的成本基数也变得非常高。所以，我们不能只是重复过去的做法，需要做一些新的事情来保持竞争力和维持增长。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关键指标是所谓的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需要提高效率，那么如何提高效率？政府提出了一个新术语，叫做“新质生产力”。具体怎么定义的，我不完全清楚，但它可能涉及一些新的研发突破和以创新为驱动的新的经济活动、商业模式和产品等。同时，如果我们能在传统行业，比如工业甚至农业等方面做得更好，也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是关键。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背后的推动力是创新。创新可以是全球最前沿的技术，但也可以是指把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即使是给别人剪头发，你也可以更高效地进行并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这也是好的。这也是一种进步。
这些都是政府正在努力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有政府会出台这么多措施。政府正在努力关注我们能做些什么来促进研发，而且有一个很长的清单。如何促进人才的成长？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对大学而言也是。这是一项大工程。
还有一点很重要，我认为《决定》可能意味着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会有一个或至少相对清晰的分工。因为在创新方面，民营经济贡献了中国70%以上的专利。所以最终，能否实现创新取决于民营经济的表现。我在《决定》中看到的一点希望是，政府表示将为民营经济提供各种机会，包括平等的准入标准，包括让私营企业有机会参与甚至领导关键的科研项目以及其他许多方面。
所以我觉得这点是非常好的。同时，《决定》还指出，当然国有企业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必须要提一下，外国媒体只关注到了一个短语——中国政府表示，他们将推动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但更重要的是，《决定》提到国有资本应该集中在三个关键领域：
第一，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第二，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更像是公共服务。第三，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
我不确定国有经济能否在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特别是在创新和开发新产品方面做得好。但对于维持经济稳定和提供如交通、铁路、公共汽车等公共服务，这些是国有资本应该关注的领域。这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也没有太大的不同。这种相对清晰的分工实际上明确了国有企业未来应该关注的领域。同时，《决定》还确定了民营企业可以发挥更大作用的领域，特别是在科技攻关、经济创新方面。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问题，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问题——消费。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中国的消费非常乏力。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是55%，也就是说，只有略多于一半的GDP用于消费。这比全球平均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所以我们总是说，中国的消费非常疲软。
消费疲软会导致出现两个问题。第一，很明显，你很容易遇到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生产很多，投资很多，但最终的消费需求非常乏力，这意味着生产的一些产品无法在国内找到买家，这就是所谓的过剩产能。这就是为什么在过去46年改革中，我们几乎一直都有产能过剩的问题。
国家发改委现在已经不再告诉人们因为存在产能过剩的风险，哪些是应当避开的领域，但以前每年，发改委都会发布。这些领域包括但不限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产品、家电、钢铁、水泥、铝等等。
我认为宏观经济问题在于存在宏观不平衡，即消费和供需不平衡。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当中国经济体量比较小的时候，可以通过出口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当我们遇到产能过剩时，我们只要出口商品，然后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现在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中国已经是一个大经济体。如果想重复同样的策略，未来就会有大问题。
事实上，在我们开始向美国大量出口电动汽车之前，我们向全球市场出口了120万辆电动汽车。去年，我们向美国出口了1万辆电动汽车。但当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在四月份到访北大国发院时，她说的第一件事是，你们电动汽车行业的产能过剩将摧毁我们的汽车产业，并影响我们的就业状况。
就长期预期而言，这句话可能是正确的，如果中国继续大规模出口电车，电车出口继续大幅增长的话。但当我说，中国只向美国出口了1万辆电动汽车时，你真的认为这对美国市场和产业有很大影响吗？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我想说的是，世界市场的反应机制已经今非昔比了，所以我们需要谨慎。
但是，决策者们也非常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消费疲软，那么发展就没有惠及普通人。你们存了很多钱，但他们的生活水平并没有迅速提高，对吧？就消费疲软的原因而言，存在很多问题或障碍。我可以给你举四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显然居民收入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仍然太低。换句话说，国有企业和政府仍然占据了太多的收入。举个例子，我想大家可能听说过，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是出售土地。这是中国经济中最大的扭曲，即地方政府可以卖地获取收入并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但这并不公平，因为土地不属于地方政府，它应该属于全中国人民。如果地方政府卖地，那么收入应该被分配。但事实并非如此。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分配收入，让居民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我会很快结束。
第二个原因是收入分配非常不平等。富人消费增量不足，而穷人消费倾向不振。由于收入分配如此不平等，就会看到总需求非常乏力。
第三个原因是社会福利系统不完善。家庭收入增加时，他们不会把所有的钱花掉，而是存进银行。这意味着社会保障不足。
最后是城市化。农民工在城市工作了几十年，但他们仍然没有获得城市户口。因此，他们无法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他们的消费会受到限制，因为他们需要回老家建房子，维持老家家里人的生活。我猜他们可能永远不会住自己村里的房子。假设你在城市里生活了40年，退休后你真的会回去住吗？你在那里可能谁都不认识。
所以这些是政府现在试图解决的问题。收入分配是一个大问题，被称为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三次分配。实际上，《决定》政策重点之一是赋予人们权利。无论是谁，只要在城市常住，就应该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
有学者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在城市生活的农民工，如果你告诉他们从今天起他们将拥有城市户口，即使还没有享受社会福利，他们的消费支出也会增加36%。原因是他们的预期发生了变化。
所以这些是我认为政策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决定》本身还是比较符合我的预期，虽然每个人可能都有心目中更为理想的版本。第二，我认为这些措施还是比较实际，关注需要解决的那些问题。可惜市场没有变得相对乐观。这可能有宏观经济状况的因素，但对于另一个挑战，即这些已经宣布了的措施是否会被严格执行和落实，目前我无法回答，只能留待时间会给出答案。非常感谢。
CCG特邀高级研究员、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WTO研究院院长、国际招投标与政府采购研究中心主任屠新泉
屠新泉
感谢CCG的邀请，从而能够让我有机会与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们见面。黄教授对新三中全会决议的精彩解读让我受益匪浅。实际上，黄教授和我来自同一个省份——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开放度最大的省份——浙江省。因此，我认为CCG邀请我们来解读中国的新改革议程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由于黄教授已经讲了很多内容，我只想补充一些个人的观察和理解。我对《决定》的总体印象为，它坚持并延续了过去四十多年中经济改革的货币化和自由化方向。因此，我非常欣赏它所秉持的持续性和连贯性。
鉴于当前的内外部环境，有些人对此表示了担忧和疑虑，甚至有人说改革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决定》明确表示了改革开放会仍然保持原有的方向。我认为中国除了坚持市场经济的道路之外别无选择。中国人民已经享受到了更加自由的经济和社会带来的巨大利益，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些成果。
对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强调则是我对这项决策的第三个重要印象。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且多样化的国家。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关系，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上一个一直存在又棘手的问题。我相信，市场经济机制可以成为统一国家的最佳工具。因为市场经济本质上倾向于超越边界并融合成一个整体，也就是一价定律。地方政府往往希望创建一个分散并受保护的市场，而中央政府可以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来打破这些壁垒。在外部环境日益严峻的背景下，全国统一大市场将成为应对潜在风险的更重要的杠杆。
此外，中国的产业政策也存在许多争议。地方政府实际上在这些产业政策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现存的争议也包括黄教授提到的“产能过剩”问题。地方政府常常采取各种措施互相竞争，而不是与世界其他地方竞争。由于中国分散的市场，这有时会导致对于国际规则的忽略，以及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因此，全国统一大市场也将限制地方政府的自由裁量权，促进市场参与者，包括外国公司之间更公平的竞争。《决定》明确表示要规范地方政府的投资激励，并禁止非法的优惠政策。我相信，这将有助于限制不公平且过度的国内外竞争。
我想提到的第四个关键词是“活力”。说实话，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在过去近十年中，我对中国社会与经济，包括有关学术行为甚至政府本身受到的种种约束非常的不满意。政府拥有着过多的权利和责任，而留给社会的空间则有所缩减。
新冠疫情的控制则使得这种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当然，秩序和稳定对像中国这样庞大的社会非常关键。但过度的控制抑制了社会和经济的活力。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对中国过去十年的经济增长造成了伤害。幸运的是，我相信领导层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据我的统计，“活力”在此次的文件中出现了5次。我觉得这是非常特别的，我之前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此，我希望政府能够对出现的一些偏航行为多一些宽容。为消除风险而浮出的代价还是太昂贵了。
第五点，我想谈谈关于改革开放的部分。由于《决定》主要涉及制度改革，因此关于开放的内容只有几段。但像往常一样，《决定》仍然展现了推进进一步市场化的坚定决心。我还认为，虽然中国的市场准入仍有空间，但中国的开放应更加注重国内制度与其他国家，特别是与发达国家的一致性，这被称为“制度型开放”，是中文政策文件中的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表述。《决定》对于什么是“制度型开放”有了更明确的描述，指出中国将在产权保护、产业补贴、环境标准、劳动保护、政府采购、电子商务、金融领域等实现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相通相容，这些都是外国公司和外国政府经常提到的重要问题。此外，近年来，中国政府也反复表示，中国将在这些领域对接先进国际规则。
因此，我认为中国展现了寻求与其他市场经济体更多共同点的强烈意愿。当然，中国始终拥有自己的中国特色，但在经济系统方面，我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更多和他国的共同点。因此，我认为中国需要更多像今天这场活动一样的对外交流。
我也想为中国在WTO合规的方面上辩护。实际上，我刚刚参加了WTO第九次中国贸易政策审议，而大多数成员对于中国的政策评论都是积极的。实际上，只有一个成员对中国的贸易政策提出了非常负面的评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那就是美国。我不会说中国在WTO合规方面已经做到了完美，因为中国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第三大被诉方。如果我们已经完美无缺，也就不需要再进行改革开放了。但中国绝对不是在破坏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国最多只是试图利用或规避一些WTO规则以谋取自身利益或按照自身理解来遵守这些规则。
但目前，美国只关注WTO规则的问题。正如我所说，中国的经济体系并不完美，我们需要更多的改革和开放。每个人都有权批评中国的某些政策和问题，但美国不应一边假装是国际规则的捍卫者，一边却在拆解整个国际体系。
总体而言，我对《决定》和中国经济改革的未来持非常积极的态度。但正如大家所知，中国的政策文件往往倾向于解释政策目标，而非政策工具。这些决策已经告诉中国应该前往何处，但却没有明确地地处如何实现这些目标。因此，我们仍需密切关注相关部门将采取哪些具体措施，以实现《决定》中提出的目标。我就讲到这里。
■ 问答环节
ETS总裁兼首席执行官Amit Sevak
ETS总裁Amit Sevak
我很荣幸今天能来到这里。我就直接站着提问吧。我想简单地说一下，我们刚才听到的关于三中全会的思考和解读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这也让我作为一个美国人，在三中全会之后有机会尝试理解这些改革议程的主题真正意味着什么？这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些希望在中国投资、在中国扩张、在中国提供服务的美国企业应当如何解读这次三中全会？所以我想问黄教授的问题是，你认为美国企业应当如何理解三中全会的内容呢？我想这可能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黄益平
我认为全球环境一直在变化，这种变化性也是我们行事的基础。正如此次三中全会强调，中国仍然非常欢迎外商和外企，事实上，去年国家发改委或其他机构就出台了针对外资企业的具体政策。我阅读过后，觉得政策内容是很好的，并且我认为政府肯定是希望外国公司来中国的。但市场情绪和信心仍然不是特别高。
为了持续增长，我们面临着包括生产率增长在内的许多挑战。因此，我认为我们需要记住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随着经济进入高水平发展，政策的选择空间会扩大，会开始判断哪些行业和公司是更有市场的，比如，在某个阶段我们有很多重工业投资者，不过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我认为认识到哪些东西可以为市场提供支持是非常重要的。第一，新质生产力仍将受到欢迎。第二，凡是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我们都欢迎。这都是我们提供给行业的选择。
第二个问题是国家安全问题。现在美国有“小院高墙”，这里也难以避免，比如在数据和信息方面。我确实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一些变化产生，这就变得有点棘手了。但我想，最重要的一点是要认识到，现在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同了，你需要更有选择性。
ETS总裁Amit Sevak
在这300多项重要改革举措中，我就其中的部分内容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团中的一些美国公司进行了交谈，包括波音、苹果、联邦快递、美光等公司。
我有三个方面希望向您请教。其一是中国一直传递的，将坚持平等对待外国公司和国内公司，包括国有企业的信息。第二是鼓励在中国进行研发。第三是关于将负面清单项目从100个减少到30个左右的承诺。这是许多解读三中全会成果的外国公司和组织特别关注的问题，因为它们非常关键。
您在结束发言时说，战略和执行往往会有差距。那么请允许我再问一个问题，因为在座有很多大使和代表，我想知道全球投资者将如何解读那些暗示会开放的领域，以及您觉得这些领域会成为未来几年战略实施的关键部分吗?
黄益平
我认为一项政策要是被写进了官方政策文件，那就意味着这是认真的。我想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确实需要外资企业在中国的积极参与。没有国家可以独自完成这项工作，哪怕是中国。我认为这是公认的。
关于国民待遇、负面清单等方面，我希望会有一些进展。但如果在这方面的问题与国家安全、政治稳定等因素有关联，那么我们就不该寄予过高的期望。第二点，我想说，任何好的政策的落实，都会有一个过程，也要充分考虑现实环境因素。比如，当我们听到要给予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平等待遇时，从政策的角度看，态度是很明确的。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期望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能够被100%的平等对待呢？我想我们应当现实一些，当一个政府官员同时面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时，难以做到100%的平等，起码在当前的政策环境下不容易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非常清楚。
刚才提到的，需要确定国有企业应该重点深耕的领域，这是很有帮助的，因为这使得民营企业获得了更多经营领域。在这些领域中，不公平对待肯定会减少。
举个例子，你可能听说过民营企业很难获得资金支持，我跟很多政府官员和银行谈过这个问题。银行告诉我，他们其实并不歧视民营企业。然后我问他们，那你们为什么不把那么多钱借给民营企业呢？银行主管告诉我，我需要做信用风险管理。如果我分别借给一家国有企业和一家民营企业100万元，如果国有企业的项目失败了，政府中可能有人会支持国有企业并购，注入资产等等，那么他们以后很有可能会偿还贷款；但如果你借给一家民营企业100万，它一旦倒闭，我就失去了这笔钱。
我只是拿这个给大家举个例子。我认为这项政策当然是认真的，我们也可以期待它取得一些进展。但如果希望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被100%的平等对待，这确实还需要时间。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社会政策和改革事务主管Usha Mishra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社会政策和改革事务主管Usha Mishra
教授您好，我很高兴在您的分享中听到三件事：不平等问题，农民工和劳工面临的问题，以及第三个最重要的，社会保护问题。首先我想就移民谈谈，比如如果这些农民工拿到了城市户口，那么他们的生活预期和消费能力就会上升。但同时他们又面临着许多挑战，比如没有合适的住房，不能和家人住在一起等等。有很多问题亟需解决。
而关于社会保障，我的问题是：您认为中国社会福利或社会保障的下个发展领域是什么？这些领域为什么相比其他社会福利能获得优先考量？最后我好奇的是，我没有听到太多关于人口结构变化方面的讨论，而这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
黄益平
我并不是社会福利制度方面的专家，所以我不清楚从何谈起。但我知道如果你在城市里住了一段时间，你会得到一个“常住户口”。这有点像某些国家的永久居留权，只不过你还没有获得公民身份。现在的政策是，对于这些常住居民，他们应该享受同样的社会福利保护。此外，你提到了住房，说实话我不太清楚，因为现在即使是有户籍的人可能也没有免费住房了，你必须自己买房或租房。我们所说的社会福利制度更多的是关于孩子在城市上学的权利，医疗保健和其他养老金等等。这些是政府未来要解决的问题。
人口结构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认为这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劳动力供应短缺，因为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减少，就像日本那样。不过我认为中国处理这个问题会相对容易一些，就比如我们住酒店的时候，会有简易机器人给我们送东西，这在很多地方都已经实行了。所以我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缓解劳动力供应问题的机会。但在养老、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这些挑战仍将非常严峻。
比利时驻华大使安博宁（H.E. Bruno Angelet）
比利时驻华大使安博宁
非常感谢CCG再次举办这样的活动。这两位教授的发言顺序特别巧妙，因为黄教授（Professor Huang）指的是第一个（Professor One），而屠教授（Professor Tu）则指第二个（Professor Two）。
所以首先感谢黄教授为我们清晰直观地阐释了您的观点和分析。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每个人都在关注着本周结束时发布的公报，这也成为了头条新闻。然而人们对于周末发布的《决定》关注却比较少。这二者肯定是有区别的。
这也是对我们自己很有意义的一个问题：此次改革有哪些新措施？还有什么被是观察家和专家忽略的？您为我们提供了见解。首先，你说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它一直都存在。只要中国不是一个全球大国，产能过剩问题就不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但现在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处于领先地位，所以这也成为了一个全球性问题。然后你说产能过剩导致了消费问题，你去到了很多省市调查。您的解释非常有价值。
正如刚才那位女士所说，你也提到了社会保障和人口，还有户口问题。不过刚刚大家对《决定》中有关户口的方面关注不多，这让我感到很意外。《决定》中提到，国家将减少或取消公民在其户口地以外的地方工作所受到的限制，这就是典型的户口制度。我之前也和另外一些专家交流过这个问题，不过您的观点感觉很不错。
不过后来有人告诉我，这句话以前就在政策文件里出现过。而且实际上，户籍制度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你去一线城市，比如上海、重庆，甚至是成都，你会听说现在很多事情都已经可以做到了。户口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人们显然已经可以买房子了；社会保障则不那么明显；然后教育系统也是一个问题，因为你要么有孩子，要么没有孩子。如果你有孩子，他们就去不了高级学校。
所以问题在于，户口系统到底还有什么新的变化？我听到的观点说此次的改革没有什么新变化，一是因为之前这些都已经存在通过指令和文件下发了，另一方面，到处都已经不断进行政策试点。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退休年龄的，因为你提到了社会保障。退休年龄是社会保障的其中一个话题，也与人口有关。《决定》中谈到，我们将自愿、弹性延长退休年龄。大家很好奇这到底是什么意思？领导层对此表现出的谨慎态度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这是个敏感话题。这在比利时就很敏感，政府决定了我会在67岁时退休，而不是65岁。顺便提一下，比利时延迟退休的政策没有受到太多质疑。我知道这很敏感，但我依然想问，退休年龄究竟会怎样调整？
第三个问题是给屠教授的，因为你提到，《决定》中提到了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我看到中国这样一个成熟的单一市场仍然存在内部障碍也感到很惊讶。我了解到，这种讲法已经被官方使用过了，这一目标也被写入了很多战略文件。所以我想问，这次的《决定》有什么新的变化吗？我为我之前开的名字玩笑道个歉。
黄益平
我先回答你关于户口和社会福利待遇的问题。我想说的第一点是，尽管与公报相比，《决定》更加详细，但它也仍然只是一份政策文件。现在这300项改革举措被分配到两个不同的政府部门，他们正在成立工作小组，制定具体措施。我们可能要等一段时间。
虽然我们还不清楚具体的措施，但我可以讲讲我的猜测。为什么这次改革不一样的呢？过去几年，户口制度开始变得灵活。但主要的制约因素时地方政府的预算。因为如果你想让农民工在城里安顿下来，你需要为他们提供社会福利，地方政府则需要为此买单。这就是为什么在一些地方政府预算紧张的地方很难做到这一点。我猜测中央政府将在这个领域发挥一定的作用，不过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比如中央财政出资会占多少或聚焦在哪些具体的项目。但是关于财政改革的总体思路，中央政府已经表示将会把部分支出责任集中到中央，并会集中管理筹款，只要筹款行为得到行政权力、地方政府、信贷等的支持。中央政府将管理和整合预算，这也意味着中央政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这就是不同点。
至于退休年龄，我不太清楚。但据推测，我们可能会每三到五年延迟一次退休年龄。比如现在退休年龄是60岁，那三年后可能就是61岁或62岁，我是这么看的。我觉得专家和政策制定者应该已经达成了共识。不过你说的对，文件里确实没有提到具体的数字。
卢旺达驻华大使H.E. James Kimonyo
卢旺达驻华大使詹姆斯·基莫尼奥
非常感谢屠教授和黄教授的精彩分享。作为一名非洲外交官，我特别好奇你们的看法。下一届中非合作论坛将在几周后举行，届时非洲国家元首将与习总书记举行会晤，共同讨论不同领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想知道在目前已经讨论过的改革中，您认为非洲能够从哪些方面受益？因为正如你们所知，许多专家都谈到过非洲的三个悖论，能源悖论，尽管非洲拥有巨大的潜力——超过1000万兆瓦的太阳能潜力，5万千兆瓦的水力发电和充足的资源去生产新能源汽车，但非洲工业化仍处于最初级阶段。我们不想以一个希望受到援助的形象出现在任何市场上，我们希望以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巨大市场、一个拥有丰富资源的大陆的形象出现。以粮食安全为例，世界上60%的可耕地都分布在非洲大陆，但许多非洲国家却面临粮食短缺。但我认为解决方案不应该是从非洲购买食品或文化产品，而是投资农业以提高生产力，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
所以你认为非洲应当如何从当前的改革中受益呢？因为这可以是一个双赢合作，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也可以推动非洲进步，尤其是在非洲历史上，我们首次成为了一个统一市场。在2021年1月，非洲大陆还签署了统一市场和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协议，这对中国企业来讲是巨大的潜力。
所以我想知道这些改革是否也是有针对性的，因为我记得大概三年前，我们就讨论过双循环战略。该战略的现状如何呢，它对非洲大陆的总体增长又有哪些影响？
黄益平
这个问题很重要，但它超出了我的专业范围，也许屠教授更适合向你阐述政府的想法。我就先简单说两句。首先，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有成功的，也有不那么成功的。我认为政府在强调的事情是，除了提供资金支持和基础设施之外，我们还在提供教育和知识。比如我所在的的国家发展研究院有一个平行的学校，叫做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每年我们都有几十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学生，这其中就包括很多非洲学生，而且我指导的第一个博士生就是津巴布韦副总统办公室的主任。因此，我们正在努力为非洲的学生提供教育和交流的机会，我认为这可以看作是合作的第二阶段，而非仅停留于资金支持。
我想说的第二点，是我自己的大胆想法。最近一段时间，当我们谈到国内的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板等产能过剩相关的问题时，我其实提出了一项所谓的“全球南方绿色发展计划”。这其实有点像绿色马歇尔计划。我认为中国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主要的出口目的地应该是发达经济体，但这些经济体正在为我们的出口制造障碍。所以我认为除非分散部分产能，否则国内市场是很难吸收这些产能的。我认为发展中国家也需要这些制造产品来实现自己的绿色转型。因此，我的建议是，也许政府可以设置一个新的宏伟计划，就像马歇尔计划那样，去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绿色转型。这不只能提高对中国产品的需求，也能够缓解产能过剩的问题。这确实是个大胆的想法，我只是想和你们分享一下。感谢。
爱沙尼亚驻华大使韩朔（H.E. Hannes Hanso）
爱沙尼亚驻华大使韩朔
非常感谢这个机会，感谢CCG举办的精彩活动。在您的演讲中关注了发展的几个重要方面，也提到了受到的限制。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限制，从经济监管到学术领域都是。您认为这次三中全会后会有何改变呢？您提到，《决定》中出现了好几次“活力”一词。在您看来，哪些领域的哪些限制将以哪些方式被取消或废除呢？这对这个社会和国家广泛的活力又会有哪些影响呢？
屠新泉
在最近的中国贸易政策审议中，成员们提出的问题总是超过2000个，所以我也希望会有很多问题要问我。你的问题挺难的，就像我说的，社会确实存在一些限制或控制。我们教授和学术界人士也有一些抱怨，例如2013年之后，我们的海外访问受到了一些限制。即使是教授，我们也有规定，如果访问一个国家就只允许出去五天，两个国家允许出去八天。
但几年后，这一限制被取消了。因为正如我所说，有很多对此不满的声音，因为教授出国与其他国家的其他学术团体交流都面临着限制，这对中国发展不利，特别是对扩大我们的国际影响力或国际知名度不利。因此，这个问题逐渐被提出并反映到有关部门，然后这些限制被取消了。此外，我们在使用研究基金方面也面临着很多财政限制，使用我们自己的研究基金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不过没过多久，政府也注意到了这一问题。在前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直接关怀下，新的政策法规实施了。
现在这些事情对我们来说容易多了。所以我想说的是，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当然会出现问题，但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实际上，就像我说的，有一些限制是不合适的，对我们不利。因此，政府将采取新的措施来应对。现在当然仍然存在一些限制，比如疫情期间，大学的进出是需要登记的，现在一些大学仍在沿用。所以如果你要去我们的校园，你需要提前注册并扫描证件。
所以我认为这种政策的延续，是来自于旧的，过去的限制。我认为我们需要更多的决心来处理这些限制。对政府来说，稳定和安全是非常重要的优先事项，但也需要掌握好平衡。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一个一个地解决这些问题，有些会很难，但有些相对会比较简单。
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H.E. Thorir Ibsen）
冰岛驻华大使易卜雷
非常感谢CCG两位教授的精彩分享，你们的阐释非常清楚明白，特别是关于三中全会的结论方面。显然，光凭我们自己是很难消化整个文件的，所以你们值得我们的感谢。
中国领导层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进口方面，并且他们明确表示中国对外国商品的进口抱持开放态度，领导层是有兴趣进一步促进进口的。我想知道的是，在这300项重要改革举措中，有没有提到进口这一方面呢？或者更具体地说，一年半前中国对进口货物实行了一套新的登记制度，但这在实践中给出口商带来了非常大的困难，因为这个过程很复杂，程序众多。所以在这300项重要改革举措中，是否有试图解决这些问题呢？感谢。
屠新泉
谢谢你的问题。我不了解你提到的登记要求。但我想我也提到过，在过去几年里，中国一直在努力推动贸易单边自由化。目前的平均关税7%已经低于中国对世贸组织承诺的10%。在贸易便利化方面，我们也大大缩短了边境和海关的通关时间。所以基本上，我认为中国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
但如你所言，也许更重要的问题不是边境措施，而是一些监管措施。我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制度开放，中国应该更多地向发达国家学习，学习他们在不同领域，比如劳动保护或环境保护的更好的做法和监管。你刚才提到的登记要求可能是SPS(卫生与植物检疫措施实施协议)或TBT(贸易技术壁垒协议)，这实际上也与监管一致性有关。当然，世贸组织已经有了这两个技术要求协议。如果你真的有非常重大的问题，世贸组织也提供了一个讨论这些问题的平台。
所以有时会有一些相互冲突的政策目的，对于一些政府部门来说，他们会有自己的优先权，但有时会与其他政府部门的其他目的相冲突。比如商务部会促进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但是像国资委或者其他机构会有自己的优先事项。因此我们需要更多的内部政策协调。实际上，《决定》还提到，特别是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我们有时需要不同政策之间的政策一致性，所以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协调。
彭博社大中华区社长刘悦
彭博社大中华区社长刘悦
屠教授，您刚刚提到《决定》省略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表述。如果公有制或国有企业将不会占主导地位，那么您认为它们在经济中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屠新泉
正如我所提到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是这一制度的重要特征。因此，国家在此次决策中对于公有制的“省略”是意有所指。
你又提到了国有企业或公有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非常赞同黄教授对于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作用的看法。我认为国有企业应该且可以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提供公共服务和保障社会经济稳定方面。我也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国经济体制的一个优势，因为国有企业由政府控制，政府可以利用它来实现许多社会目的。
同时，正如黄教授提到的，中国也存在着不平等问题，而公共部门或国有部门在这方面已经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现在中国的医院。目前中国的医院主要是公有制的。我认为，中国的医院系统为公众提供了至少能够让人负担的、虽然不完美但仍然是良好的医疗服务。我先前提到，我来自浙江省，其实我来自浙江的一个小村庄。现在我的父母能够享受公共卫生系统的服务。即使是相对贫困的人群也能获得相对较好的医疗服务。如果医疗系统完全是私营的，我认为费用会高得多。因此，我仍然相信，国有部门在提供这些公共服务方面能够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
德国商报驻华记者谷莎莉（Sabine Gusbeth）
德国商报驻华记者谷莎莉
您好，我是来自德国商报的谷莎莉。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房地产危机，这也抑制了居民消费。您认为这个问题是否在《决定》中得到了充分的解决，并体现了必要的紧迫性吗？第二个问题是，《决定》中提到了新的一个年份——2029，也就是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的年限。我认为这在之前的中央文件中没有提到过。您认为这是否创造了一种新的紧迫性？或者我们应该如何解读这一年限？
屠新泉
感谢你的提问，不过很抱歉，我并不是这个问题的专家。正如你提到的，房地产市场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实际上，当前房地产市场的困难部分是由于一些过度的政策干预。政府的意图实际上是将房地产行业的资源转移到其他生产率更高行业，特别是制造业。所以，我认为政府的目的或意图是正确的。
但问题是，特别是在中国，正如黄教授提到的，我们的消费占比很低。中国人的消费主要与房子有关。中国人很擅长储蓄，不擅长消费，但是我们愿意在房子上花钱。当房地产市场下降时，我们的消费也会下降。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没有预料到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对消费的影响。我认为应对这场危机是非常紧迫的。我不确定这份文件是否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案，因为房地产市场仍在下滑。我想这需要一段时间。到目前为止，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阻止这种下滑，但这并不容易。谢谢。
耐克政府事务部高级总监张琦
耐克政府事务部高级总监张琦
谢谢屠教授，我知道您是WTO贸易政策方面的专家，我的问题就是关于这个。三中全会文件中提到，中国将深化制度型开放，改变补贴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保护和补贴、劳工保护等规则。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将遵守CPTPP的规则？您能否介绍一下中方加入CPTPP谈判的最新进展吗？您认为中国会按照CPTPP的标准重写国内规则吗？因为我们都知道，CPTPP包含了更高要求的国际规则。
屠新泉
感谢你的提问，这确实是我的专业领域。中国已经申请加入CPTPP，但据我所知，目前进展甚微。中国加入亚投行非常困难，因为现有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理解，而且存在一些政治上的困难。所以就目前而言，我认为至少现在不可能加入CPTPP。但实际上，近年来，许多地方政府都在努力将CPTPP规则作为自己改革开放的基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中国需要加入CPTPP后才能按照CPTPP的标准开展工作。我们可以自己做。
CPTPP规则基本上是关于制度改革的，而不是关于市场。当然也有（市场改革的规则），不过与市场准入无关。所以你可以单方面或自己去做。所以正如我提到的，决议中列出了我们可以自己推动的领域，其中很多都与CPTPP规则有关。不是全部，但有一部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中国的机构开放甚至可以超越CPTPP规则。我们既要借鉴国际规则，也要借鉴别国的最佳做法。所以我们应该向别人学习，让自己变得更好。谢谢。
本文依据嘉宾在由港澳赤兔（CCG）主办的“CCG名家对话午餐会”上的发言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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