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绿 郑金连：全球视野下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现状与趋势
2024年7月15日摘要：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各国发布的国际学生数据分析发现，全球国际学生流动保持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学生国际流动需求明显，发达国家学生国际流动稳步发展；中国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国际学生生源国，学生国际流动规模增速不及印度等国。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需求依然强劲，传统留学目的地留学人数将趋于稳定，新兴留学目的地出现，留学专业选择仍以STEM领域为主。随着中国企业国际化步伐加快和“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留学人员环流趋势日渐明显。为进一步促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可持续完善“平安留学”机制，更好发挥留学人员的人文交流作用，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服务平台，探索从留学人员中选拔国际组织人才。
作者：苗绿，港澳赤兔秘书长、研究员；郑金连，港澳赤兔副主任、研究总监
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的贺信中指出，“希望广大留学人员弘扬留学报国传统，爱国为民，自信自强，开拓奋进，开放包容，投身创新创业创造时代洪流，助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书写人生华章。”[1]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留学生寄予期待，肯定留学对于我国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贡献。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历史节点，面临比以往更为紧迫的人才需求。在复杂的国际形势下，更加需要一大批优秀的国际化人才，以支撑我国科技创新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企业全球化布局、全球治理体系完善、民间外交拓展，以及人文交流深化。
在国际化人才培养的诸多途径中，学生的国际流动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优势和关键作用。留学人员普遍具有使用国际语言、通晓国际文化、了解国际合作方式、拥有国际人脉关系等特征，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忽视的生力军。本文剖析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现状与趋势，以期为我国培养更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优秀人才、促进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提供参考。
一、 全球学生国际流动现状
（一）国际学生数量保持增长态势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规模在过去20年间经历了显著增长，从2000年的211万人增至2021年的639万人，增长了二倍多。2018—2020年，国际学生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同期高等教育学生的增长速度，突显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学生国际流动的深化，以及各国对国际化人才需求的增加。受新冠疫情影响，国际学生规模增速有所放缓，从2019年的6.7%下滑至2020年的4.5%，2021年降至0.2%（见图1）。这一增长反映了即使面临严峻挑战，学生国际流动的需求仍持续存在。
图1 2017—2021年全球高等教育学生、国际学生人数及其增长率[2]
（二）发展中国家学生国际流动需求明显，发达国家学生国际流动稳步发展
国际学生主要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美国是第一大留学目的地，英国、澳大利亚、德国、加拿大紧随其后。2021年，约24.3%的国际学生在美国和英国留学（见图2）。中国与印度则是最重要的国际学生来源国，来自两国的国际学生约占全球国际学生总量的24.0%（见图3）。
图2 2021年十大留学目的地高等教育系统国际学生人数及占比[3]
图3 2021年国际学生十大来源国出国留学人数及占比[4]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中国、德国、法国不仅位列留学目的地榜单前十，也是国际学生来源国的前十大国，凸显了其在全球教育交流体系中的双重角色，表明其既是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者，也是积极参与国际教育互动的需求方。例如，2017—2021年，德国每年赴海外留学的人数保持在12万人以上；2019—2021年，美国与法国赴海外留学的学生数量亦稳定在10万人以上（见图4）。可见，学生国际流动并非单纯由发展中国家学生的求知诉求所驱动，发达国家学生同样表现出对跨国教育经历的持续需求。
图4 2017—2021年美国、法国、德国出国留学学生人数[5]
（三）中国仍是国际学生最大来源国，学生国际流动规模增速不及印度等国
2000—2019年，中国学生国际流动人数快速增长，发展趋势与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的总体趋势基本相同。2019年，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达70.35万人。[6]目前，中国仍是全球出国留学人数最多的国家，但学生国际流动人数增长速度不及印度等国。据UNESCO数据，2021年，中国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的学生有102.1万人，数量居全球首位，比2019年减少3.6%。[7]同年，印度在海外高等教育机构留学人数达50.8万人，位居第二，比2019年增长10.3%；越南出国留学人数位居世界第三，有13.7万人，比2019年增长9.1%（见表1）。
表1 2021年前十大国际学生来源国及相较2019年的增长情况[8]
（四）中国是美英澳日德等国国际学生第一大来源国
2023年美国《门户开放》报告显示，2022—2023学年中国留学生人数仍位居美国国际学生榜首，为28.9万人，占美国高等教育阶段国际学生总数的27.4%，至此中国已连续15年是美国第一大国际学生来源国。[9]同时，来自中国的国际学生数量分别占英国、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国际学生数量的1/5以上，中国长期是这些国家国际学生第一大来源国（见表2）。近年来，印度学生的国际流动规模迅速扩大，在美国、英国、德国，来自印度的国际学生人数已接近中国；在加拿大，来自印度的国际学生人数已超过中国。
表2 2022—2023年度中国学生在主要目的地高等教育体系留学的情况[10]
二、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现状与趋向
（一）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需求依然强劲
虽然中国海外留学规模尚未恢复至2019年的水平，但从2019—2023年中国学生获得美国与英国留学签证的数据走势来看，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需求依旧旺盛，在经历短暂波动后逐步恢复稳定。
如图5所示，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学生获得美国F1学生签证的数量骤降至4853人，与2019年相比大幅减少95.4%。然而，随着全球疫情管控措施的适度放宽，2021年获得美国F1签证的中国学生人数呈现迅速反弹，相比2020年大幅增长19倍多，达到99,431人，相当于2019年水平的93.8%，显示出赴美留学需求的强烈反弹。2022年，由于疫情反复及其他因素影响，取得F1签证的中国学生人数再次回落至57,511人。2023年，伴随中国全面取消疫情管控措施，共有89,557名中国学生获颁F1签证，较2022年增长55.7%，恢复至2019年水平的84.5%，反映出中国学生赴美留学需求的显著恢复迹象。
图5 2019—2023年中国获得美国F1签证学生数量及增长率[11]
（注：根据美国国务院领事事务局的相关数据整理。）
英国内政部的数据则揭示了相似却略有差异的动态。如图6所示，2020年，中国学生获得担保学习签证的数量较2019年锐减56.0%。2021年，这一数字迅速跃升至历史最高值135,457人，相比2020年激增1.57倍，展现了中国学生赴英留学需求的迅速反弹与强烈意愿。2022年与2023年，中国学生获得英国学习签证的数量基本稳定在11万左右，与2019年数据持平。这预示着经历疫情波动后，中国学生赴英留学需求逐渐回归常态。
图6 2019—2023年英国给中国签发的担保留学签证数量及增长率[12]
（二）留学专业选择仍以STEM领域为主，商科热度持续下降
随着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及前瞻性技术领域的战略聚焦与政策扶持力度持续增强，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掀起创新热潮，对尖端知识的深度探究与前沿应用研究依然占据留学动机的核心地位。尤其在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其强大的创新驱动潜能与广阔的职业前景使其继续稳居留学生专业选择的主导地位。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工程学、工商管理、社会科学、物理与生命科学是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最热门的五个专业。自2015—2016学年以来，中国在美留学生中攻读STEM专业的学生比率持续增加，并于2020—2021学年超过60%，至2022—2023学年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62.5%，远超国际学生在美国整体选择STEM领域的平均比率（55%），彰显出中国留学生对科技创新领域的高度青睐与执着追求。相比之下，工商管理专业的热度则有所降温，其选择比率自2015—2016学年的24.3%逐步下滑至2022—2023学年的13.4%（见图7）。
图7 2015—2016学年至2022—2023学年中国在美留学生就读STEM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的占比[13]
对于在澳大利亚学习的中国学生，STEM专业的吸引力同样在增强。选择STEM专业的学生比率从2020年的30.1%上升至2021年的31.6%。[14]而在德国，STEM专业对中国留学生的磁吸效应尤为显著。自2014—2015学年以来，中国在德留学的国际学生学习STEM专业的占比维持在60%以上，2020—2021学年达到65.4%，凸显出德国在工程技术与科研领域的强大实力对中国学生的吸引力。与此同时，商科专业的选择比率则呈现出逐年递减趋势，至2021—2022学年已降至14.24%（见图8）。
图8 2012—2013学年至2021—2022学年中国在德留学生就读STEM专业和工商管理专业的占比[15]
中国海外留学生对STEM领域的热情持续高涨，无疑是对国家重视基础研究及科技浪潮驱动下全球人才需求变化的有力回应。而工商管理等传统热门专业的选择热度相对减弱，反映了国际教育市场与就业趋势的深刻变迁。
（三）中国学生国际流动将进入平稳发展新阶段
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规模与留学意愿呈现出稳健增长态势，未来中国赴传统留学国家深造的学生数量将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学生国际流动的目的地选择将呈现更多元化的趋势。
近三年在美高等教育阶段留学的中国学生稳定在29万左右。受疫情、中美关系遇冷及国际航班运力大幅缩减等因素影响，中国在美留学学生总人数与占比均有所下降。与2019—2020学年相比，2022—2023学年中国在美留学人数减少了约8万人，呈现22.3%的显著降幅。尽管如此，赴美攻读研究生学位的中国学生在经历2020—2021学年的小幅波动后，于2021—2022学年起开始反弹。这一学年，中国赴美留学生中，研究生人数再度超过本科生人数。这一差距在2022—2023学年中进一步拉大，该学年中国在美在读研究生相较本科生多25,679人[16]，这从侧面反映了中国学生对于高端学术深造的需求依然坚挺。
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署（Higher Education Statistics Agency，HESA）数据，中国在英国国际学生来源国中稳居首位，疫情期间，中国学生在英留学人数呈现出逆势增长态势。在2020—2021学年、2021—2022学年，中国在英留学生总量分别实现3.4%、5.5%的同比增长率，人数分别达到143,820人、151,690人。[17]该现象的出现，可归因于同期美国持续收紧移民及就业政策，英国则进一步放宽留学生工作签证政策。中国学生在英留学人数的持续增加，折射出中国学生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执着追求，以及在全球化时代下对跨国流动与国际发展机会的强烈渴望。
据澳大利亚教育部数据，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在2015—2018年显著增长，年增长率逾10%，其中2017年增速高达17.5%。中国留学生在澳人数于2019年达到历史最高点，当年共有211,965名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求学。之后，中国在澳大利亚留学人数步入下行通道，2020年较2019年下降9.9%。2021年再下滑11.9%至168,179人，尽管如此，当年中国学生在澳大利亚国际学生群体中占比却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9.9%。2022年，中国在澳大利亚的留学生人数减少速度有所放缓，年减幅为7.6%。2023年，中国在澳留学生规模基本与2022年持平，总计153,921人，微降0.9%，2022年与2023年的留学生规模回归至2016年的水平（156,788人）。[18]中国赴澳大利亚留学人数在过去几年经历了快速增长到逐步回调的过程，体现了国际教育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也反映了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地缘政治关系、经济环境及各国教育政策调整等多种因素对学生国际流动的影响。
自2018—2019学年起，中国在加拿大留学生总数开始持续下降，2019—2020学年降幅达16.9%；2020—2021学年降幅减少至10%，2021—2022学年降幅进一步减少至4.9%，降至100,075人。分析2020年以来获得加拿大学习许可的中国学生数据可发现，2023年获加拿大学习许可的中国学生数量比2022年增长了12.8%。[19][20]这一积极信号预示着在加拿大留学的中国学生规模有望结束持续下滑趋势，逐步回归稳定。
中国在德国留学的学生人数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态势。2011—2019年，中国在德留学生持续增加，从2011年的25,521人增至2019年的41,353人，增长幅度为62.04%，同时，中国学生在德国国际学生总体构成中的比重也由9.62%提升至12.93%。受到疫情冲击，中国在德国的留学人数及其占比在2020—2021学年及2021—2022学年出现了回落，2021—2022学年有40,055名中国学生在德国求学，相比2019—2020学年减少了3.14%，在德国国际学生总体中的占比也由13.20%降至11.46%。[21]但总体而言，由于德国公办学校免学费、认可中国高考成绩，随着两国教育合作深化，中国学生赴德留学的需求将保持稳健发展态势。
近几年，日本的国际学生规模呈现持续减少趋势，中国学生赴日留学人数保持相对平稳。2022年，在日本求学的中国学生总量为103,882人，占日本国际学生总数的44.9%。回溯至2020年，受疫情影响，中国在日留学生人数相比2019年出现了6.2%的下滑。2021—2022年，中国在日留学生人数持续呈现下降态势，2022年，中国留学生在日人数较2021年下降了9.1%，与2019年高峰期相比减少16.5%。[22]尽管如此，中国学生在日留学人数的下降幅度仍显著小于日本国际学生总体降幅（26%），这在一定程度体现了日本高等教育对中国学生的持久吸引力。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目的地分布呈现出显著的多元化特征。近年来，除了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等传统留学国家外，德国、法国、爱尔兰、瑞典等欧洲国家，以及马来西亚、泰国等“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成为中国学生国际流动的前二十大热门目的地，各自接纳了数千乃至数万名中国留学生。[23]此外，土耳其、芬兰、丹麦、波兰等国，虽未进入前二十，但亦有逾千名中国学生在其高等教育机构中求学；而沙特阿拉伯、伊朗、阿根廷、巴西等国，也有数百名中国学子在当地留学。
UNESCO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与我国签订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150个国家中，中国属于该国国际学生十大生源地的国家有24个。在这24个国家中，中国留学生总数达到17万人，相较于2020年增长了1.08万人，占这些国家国际学生总人数的15.8%。[24]未来，随着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经贸关系的持续深化，以及人文交流的加强，国际学生的双向流动将愈发凸显。不仅中国学生赴共建国家留学的趋势有望得到进一步强化，来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学生来华留学人数亦有望同步增长，共同构建起教育领域互利共赢、深度融合的国际交流新格局。
与此同时，国内高等教育进一步发展，学科建设水平不断提升，具有代表性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逐步形成，中外合作办学等在地留学项目逐渐成熟，为学生获取中外优质资源的同时保持与世界紧密交流提供了可能。这一系列变革为我国学生提供了在本土获得国际化教育的新路径，丰富了其全面发展与个性化成长的选择空间，也意味着中国海外留学的规模将逐渐过渡到一个更加稳健、有序发展的新阶段。
（四）学生国际流动的环流趋势明显
近年来，在疫情冲击及国际关系格局深刻调整双重影响下，留学人员回国潮涌起。据教育部数据，1978—2019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累计达656.06万人，其中490.44万人已完成学业，423.17万人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回国发展，占已完成学业群体的86.28%；2019年，中国留学回国人员达58.03万人，较2018年增加6.09万人，增长11.73%。[25]2020年，留学回国发展人数超过当年出国留学人数，标志着我国留学人才回流进入了新阶段。根据第二十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上发布的消息，2021年，留学回国人员总量突破百万大关，凸显了留学人才回流趋势的加速推进。这批拥有国际视野与先进知识技能的群体，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智力支撑与知识资本，其回流加速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与此同时，留学人员的流动形态正逐渐步入“环流时代”。随着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一带一路”倡议下的高质量国际合作持续深化，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参与度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留学人员在回国发展积累一定经验后，再度选择前往其他国家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形成了留学人员的循环流动现象，即所谓的“环流”。这一趋势不仅反映了中国高水平开放与国际影响力的增强，也展现了留学人员群体对全球机遇的敏锐捕捉与灵活适应能力。
三、启示与建议
从以上发展趋势来看，未来中国学生国际流动需求依然旺盛，流向更为多元，在新的复杂国际形势下，如何保障中国学生安全地开展国际流动，如何更好地发挥留学人员在人文交流与全球治理等方面的作用，是当前尤为重要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以下建议以促进中国学生国际流动平稳发展。
一是建立与完善“平安留学”保障机制。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中国学生的留学热情依然高涨，且流向的国家更为多元。在此背景下，留学安全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建议有关部门和我国驻外使领馆协同留学服务机构、学生联合会、校友会、海外华侨社团等社会力量，共同构建与完善“平安留学”保障机制。该机制可涵盖行前指导、安全知识培训、风险预警、信息发布、联络咨询及应急援助等多方面，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安全保障。
二是全面发挥留学人员在人文交流方面的作用。留学经历不仅是在多元文化环境中学习和成长的过程，更是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文化、习俗，熟悉国际法则、提升跨文化交往能力的宝贵机遇。在留学过程中，留学人员留学期间不仅在个人层面进行交流和互动，还通过侨团组织、学生联合会、专业协会等多种平台，在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卫生等多个领域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这些活动有效传递和阐释中国故事，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促进中外民众之间的直接对话，为建立民心相通打下坚实基础。因此，可鼓励和支持以留学人员为主体的民间外交活动，为其提供适宜的制度和政策支持，鼓励其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并在其有效开展民间外交的过程中提供必要的指导和规范。
三是完善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服务平台，拓展留学人员进入公共管理部门的渠道。相关专门机构可发挥渠道沟通作用，发挥全国各地高校研究机构和智库在联络、组织和团结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等领域的留学人员方面的独特优势，协助开展公共管理方面的人才选拔和推荐工作。在政府部门专业领域岗位探索实行公务员聘任制，建立留学人员到地方政府挂职的机制，为留学人员加入公务员队伍提供便利。
四是探索从留学人员中选拔培养国际组织人才的路径。近年来，越来越多留学人员在对进入国际组织实习或任职、推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进程产生兴趣。可将留学人员纳入国际组织人才培养的潜在对象，特别是针对在海外取得高学历、熟悉国际规则、有跨国管理经验的人才，构建起一套包括从留学人员中推荐人才、人才能力提升和项目资助等在内的全方位的国际组织人才孵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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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教育信息》2024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