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人生12讲(三)】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

2014年3月17日

港澳赤兔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

    童世骏:1958年生,1988年留学挪威。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兼任《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他发表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和《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英文)等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哈贝马斯著)等译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00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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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赤兔

    童世骏:在源头经历“全球化”

    非常高兴可以和各位同学一起交流,也非常荣幸做两位同龄嘉宾的陪衬。

    今年,是我在国外拿到博士学位的20周年。

    为什么今年要搞《海归中国》?因为1978年6月23号邓小平提出要派成千上万的中国留学生到国外去。那是36年前,36周年啦。

    后来想起来,今年也恰巧是我拿到海外学位的20周年。

    我想和同学们分享三个想法:

    一、我是共和国命运重大转机的得益者

    我的海外留学经历,和我在国内生活的经历关联起来才特别有意思。

    1978年春天我进入这个学府、这个校园的时候,我已经在崇明农场工作了3年。这3年让我知道求知求学是多么珍贵,更不用说到海外去求知求学。

    我在崇明农场工作的3年,我所在的连队,学历最高的有两位,一位是大学毕业,一位是高中毕业。大学毕业的成员,是一位“右派”,我不知道大家对“右派”这样政治身份的人有没有印象,可能电视上看到过一些。我对他有实际的接触。

    这位大学生,后来听说他懂得好几个国家的语言。我当时在连队里,他是什么样的人?每天下班了,排里面同事们从田里往宿舍走,他要留在最后收拾其他人落下的农具,收起来、扛回去。在农忙的时候,他要准备着被拉出来批斗一通,以显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效果。

    另外一个是高中生,戴着深度眼镜,不太和人多讲话。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直没有获得上调进城的机会,所以比连队里面其他同志年纪大很多。给我留下印象,那次我手里拿着一本很厚的书在读。

    他问我,你读什么书?为什么不做笔记?

    当时我对做读书笔记不是太知道怎么做,最多做一些摘抄。

    然后他告诉我怎么做摘录,怎么做概要,怎么做读书笔记。

    这样两位学历比较高的连队成员,当时的生活境遇就是这样的。

    说不断电就不断电,也是人生自豪

    1975年3月我到崇明农场。

    1976年10月,四人帮粉碎了。

    1977年中央做出决定,恢复高考。我就投入到复习迎考当中。

    我当时没有多少书,我的中学老师对我非常好,我们现在还保持着联系。他从市区,给我向崇明农场寄去资料,最重要的是一张油印的数学、物理、化学的公式汇总,背出来可以获得不少分数。

    当时,农场经常会停电。

    有一天晚上吃过晚饭,我在做习题,突然停电了。

    那时候,我已经是连队副指导员。我的指导员对我很好,他说停电了,想想办法吧。就拿起电话,这个电话还是那种手摇式的电话,摇好,和农场管电力的部门打电话,说能不能晚一点再拉闸?让童世骏把几道习题做完再拉闸。居然电力管理部门还听了他的建议,因为比较熟。

    有的时候我说,人可以自豪的地方很多。

    《圣经》讲,上帝说有光,于是有光,这是上帝才有的自豪感。

    我们的指导员说不要断电,于是不断电,我们的指导员非常自豪。

    今天我回忆起来,是充满着感激,因为我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复习、迎考。

    带着10美元出国

    1978年春天,我收到华东师大(当时叫上海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离开的就是这么一个工作、生活环境的单位。

    10年后的1988年,我登上国际航班,身上带着10美元。

    这10美元,是我用40元人民币,在北京语言学院出国前培训的时候买的外汇。那时候的官价外汇是1:12。当时是拿了证明,优惠,说你可以用40块钱去买10美元。

    拿着这10美元,登上了国际航班。并不是说我可以凭10美元生活,当时也很感慨,在10美元,就是万一路上我出事情,可以打打电话。

    飞机降落在机场,来接我们的是中国驻挪威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发给我们在挪威生活第一季度的生活费,也就是1200美元。一个月是400美元,其中住房占300美元。也就是说,你剩下100美元可以生活。

    当时,我们已经觉得是非常不容易的。

    当时,我登上我人生当中第一个国际航班的时候,告别的祖国,就是在这样一个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的国家。这是我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个感受,我是共和国命运重大转机的受益者。

    二、我是世界文明有益成果的学习者

    88年8月,我到了挪威西部城市卑尔根,是中国和挪威政府间有一个合作的协定,我作为访问学者去的,当时我是讲师。我的导师,最近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这本书里有对我在那边学习生活时的一些描绘,比较客观一些,当然也说了一些我自己不好意思说自己的话。

    “1988年,童世骏来到卑尔根大学访学一年。离别之前,他决定在我们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我应邀成为他的导师。此后他几次来做短暂停留,一直到1994年为纂写他的博士论文,而做长久的停留。”

    “在此期间,往返卑尔根大学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童世骏完全融入卑尔根学术和社会生活。他做讲演、开讨论班,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从公共活动到滑雪,徒步到挪威的山顶小屋,这里有很多的故事。”

    “我们开着车,因为雪太大,只好把车停在半山腰,我们像在雪中游泳一样的爬到小屋。”

    “在学术研究之外,他也熟悉本地的社会文化规则,因此他成为本地学术圈的红人。以卑尔根为基地,他也四处游历,自北方的特罗姆瑟,号称是世界上最北的大学城,到南方的杜布劳维尼克,是当时的南斯拉夫,现在的克罗地亚的海滨城市。”

    “南下周游社会主义政权的国家,北上游历西欧,此外也及时访问挪威卑尔根大学科学论中心的国际知名学者。”

    “童世骏最后一次较长时间逗留在卑尔根大学,是他完成博士论文之前。我们安排定期研讨班,科学论中心的成员、哲学系的成员,就他的论文逐章进行探讨,成为在友好同行之间进行广博的学术论辩。”

    这是我的导师对我在挪威非典型海归留学经历的描述。

    你们出生的时候爸爸没有回来

    其中,有一个对我非常重要的经历他没有提到,就是在1989年4月,我在卑尔根接到邻居家的电话来,说你的妻子为你生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孩子长大之后,我们经常会说起这对经历。

    我会说,孩子,爸爸不好意思,你们出生的时候爸爸没有回来。

    其实更不好意思的是,我在那个时候都没有想过要回来。

    现在听起来不可思议,但那时候的人们,出国一年,如果中途要回国,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出国的机会太珍贵,出国的旅费太昂贵,真的没有想中间回来一趟,再回卑尔根继续学习。

    我们系里有一位老师,也是改革开放初期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一待就是两年,单身在英国两年。现在想想很苦,觉得像流放,但当时我们对他这两年的英国行,所怀抱的感受就是一个:羡慕。

    觉得太不容易、太幸运的机会。

    为什么幸运?文革时期,求知、读书变成是一个要躲躲闪闪、要辩护、要检讨的事情,改革开放之后,我们进了大学,理直气壮的读书,国家还鼓励我们出国。

    用多少番茄酱供我们留学

    我刚才讲,我们公派在80年代很艰苦,每个月400美元。但是我们当时也过组织生活,也讨论。那时候就讲到,虽然国家给的钱确实是很少,但400美元,当时80年代,中国出口产品非常少。最多的是三样产品:雨伞、鞭炮。那时候卑尔根可以买到的鞭炮是中国制造,还有番茄酱。

    想想祖国人民用了多少番茄酱才可以换到400美元,让我们生活一个月?这样的条件下,我们有幸获得机会,可以在几十年、上百年,也有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学术传统。

    国外的大学,几百年、上千年历史的有很多。我们可以加入超越各种各样边界的学术共同体,对学者来说,加入这样的共同体,是一件特别幸运的事情。

    我们可以在源头处亲身体验过去几十年间影响世界每一个角落的两大趋势:信息化和全球化。

    我们这代人非常幸运,1989年我就拥有东芝的手提电脑,这是我人生比较得意的几件事之一,有的时候、一不小心我就要“顺便”讲一下。全球化,很大程度上是90年代初才使用这个词,而我们是这样一个过程的亲历者,而且可以说是在源头处。

    三、做对人类有较大贡献的实践者

    这些年我写了一些东西,经常会这么说。共产党的建立,海外求知者、留学者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曾经有生动的描述。就是近代以来,仁人志士怎么想西方寻求真理,后来发现先生总是欺负学生。这样的过程,最后我们终于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1949年10月1号,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说“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个“站起来”在当时很多程度上是国际法意义上,西方列强,包括日本的侵略被我们赶出去了,我们站了起来。但是作为一个文明古国,人口大国,中国要在各方面站立起来,其实任重道远。隔了7年,毛泽东在1956年,两次在公开场合说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大家注意一下,每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重大的庆典上都会重复: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

    作为一个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有6万万人口的国家,毛泽东说,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他说,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在这方面对人类的贡献还太少。我们为此而感到惭愧。然后他的意思是说,这种情况预计到了21世纪会改变。21世纪我们国家强盛了,对人类贡献大了,我们依然要谦虚、干净彻底的消灭大国沙文主义。

    现在已经是2014年了,在经济建设上,在物质文明的发展上可以无愧于我们的前辈,我们在经济上,国际排名已经是“坐二望一”,接下来我们看看在文化上的国际排名、学术上的国际排名、教育上的国际排名?

    今天活动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有双重意义,我们是一个大学,同时又是培养人的学府。中国的国际地位,在教育领域的中国贡献,尤其是今天应该好好思考。面对这样的一个任务,这些海归人士,这些受益于国家改革开放,受益于世界文明传播,这样的群体理所当然承担着特殊的责任。

    关于这个责任,我不展开讲了,时间有限。我就先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演讲实况请关注6月中下旬将在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卫视黄金时间播出的,由中国与港澳赤兔CCG与东方卫视联合策划的《海归中国》系列节目。)本文选自快播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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