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智库升温
2014年4月29日从某种方面看，中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一场由民间智库举办的主题为“智库与中国发展”的专题座谈会，却由中国官方智库和外方智库唱起了主角。应邀到会的十多位发言嘉宾中，鲜见来自民间智库的代表。不过，这并不影响与会嘉宾的发言热情，原定两个半小时的座谈会延长了一个小时。
4月17日下午两点半许，北京国际饭店会议中心5号。这场由中国与港澳赤兔、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联合举办的座谈会即将开始前，饭店服务人员匆忙加进来一批椅子。到会人员的数量超出了主办方的预计。
2009年，中国国务院前副总理曾培炎牵头组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随后，该中心主办了规模盛大的全球智库峰会。此后，“智库”受关注的程度开始在中国快速升温。但在很多业界人士眼里，2013年，中国智库才算是开始走向“发展的春天”。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中，首次提出“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
“从某种方面看，我国智库正面临最好的发展机遇，但要真正迎来发展的春天，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座谈会主持人、中国与港澳赤兔主任王辉耀说。
落后者的优势
2014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与公民项目”发布了《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这所大学已连续7年发布该系列报告，并使其成为全球最具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智库报告。
不论是在智库的总量还是在个体排名上，中国都远逊于美国。虽然中国以426家智库的总量拿下了次席，但排名第一的美国智库总量为1828个，是中国的四倍还多。在全球前100名顶级智库中，中国仅占6席，在中国和亚洲都排名第一的中国社科院列第20位，而美国智库则独揽了全球前10中的6席。
美国智库的巨大领先优势，足以让香港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威廉·奥福尔霍特有底气来分享一下他的经验。奥福尔霍特在2002年至2008年期间曾在美国著名智库兰德公司出任亚太研究中心主任，而这家智库多次位居《全球智库报告》的前10之列。但奥福尔霍特在简要介绍了兰德公司和美国智库整体的情况后，却谦虚地谈起中国智库的优势：“美国的智库很少去想长远的战略性问题，比如在经济危机中，它们更多地关注眼下财政和货币政策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而中国社科院的一些财政和金融研究部门则做了很多战略性分析。”
这样的“谦虚”在美国的智库学者中并不少见。紧接着奥福尔霍特之后发言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回忆起了美国五角大楼战略规划部门负责人曾对他讲起的一个“段子”：美国前任防长盖茨到五角大楼赴任后不久，就问这位部长负责人能不能着重做一些长远规划，而不要只顾眼前的事情。这位负责人当时问，长远是多长。盖茨几乎不加思索地回答说，3天。
在中国，不少人认为中国缺少战略思维，应该向美国学习。但在奥福尔霍特看来，美国的领导人和企业家通常不会设想十年之后或者二十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但是在中国中央政府却一直坚持制定“非常长远的经济规划”，这方面，包括中国社科院在内的很多官方智库为中央决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研究参考。
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基辛格是中国社科院的常客，他在到访中国社科院时多次提及，中国有长远思维、战略思维，而美国只注重当下的现实。黄平列举了基辛格曾提到的两个例子：一是中国的国际战略这几十年过来，基本还是按照1972年基辛格到中国来时和毛泽东、周恩来谈的那些方向在走；二是在邓小平90岁时，曾问基辛格，100年之后的世界什么样。基辛格走了世界那么多国家，从未遇到过一个90岁的人问他对于100年以后的世界的看法。
黄平并不避讳中国智库与美国智库存在的差距，与此同时，在他看来，由于标准不一样，不能因为差距，就简单地说谁好谁不好。
强化“临门一脚”功夫
“着眼长远”的优势之下，在解决“当下”问题上乏力亦是不争的事实。
2009年7月，中美首轮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在中国代表团与美国代表团的面对面会谈中，美国各相关部门负责人都会有自己的“外脑”，以提供谈判的政策方案。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提到，在会谈中当美方提出一个议题后，中方因为没有足够到位的前期研究而缺少有利的回应，也缺乏具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
正是在这一年，被业内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成立。
“我们更加注重‘临门一脚’的功夫。”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徐洪才如此形容自家的特色。由于起步较晚，该中心做不到像社科院和一些高校的研究中心那样有长期积累，并能从容不迫地研究一些中长期问题，因此，它需要更多把战略性问题和眼前的迫切问题相结合，以解决燃眉之急。徐洪才称外界的“超级智库”之说是期待过高，他称中心是“民间智库”。
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又有着其他民间智库所不具备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在其研究成果对于决策的影响上。这些成果会形成两类内参，一类每年100份左右，送达副国级以上的领导人，另一类每年300份左右，省部级领导都能看到。这些内参的特点是对领导关心的当下问题快速作出反应，并用短小精悍的文章呈现出出来，以让领导一看就能明白；二是从今年开始，中心可以列席国务院常务会议，便于了解并参与重大决策。
“在课题选择上，除了一些正常进行的综合性长期性的问题外，我们也在加强对于当下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保证实效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研究员田琳琳说。这家成立于1981年、将研究战略性长期性问题作为最基本定位的老牌官方智库，也开始寻求一些改变和创新。
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的前100名智库中，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是上榜的6家中国智库之一。
经费难题亟待解决
“中心不拿财政部一分钱。”徐洪才在强调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的“民间身份”时说。
而对于不吃财政饭的民间智库来说，经费来源的困难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连被称为“超级智库”的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也不能例外。因为工资偏低，中心的领导经常教育工作人员要有奉献精神，“到这来干活，不要谈钱”。
但这个现实的问题如果不能解决，不仅关于员工的个人利益，还影响智库的独立性。“只有获得充分的多渠道的研究资金的支持，智库就会大大减少因为迫于生计而依附于少数利益团体的可能性，智库的独立性才能得到保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朱旭峰说。
从去年习近平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后，朱旭峰接触到一些企业家中，不少人跃跃欲试，准备向民间智库进行捐助。对于这些企业家来说，过去捐向希望工程、扶贫基金会等地方的钱有了新的捐助渠道。
这在座谈会现场就得到了证明，两位来自企业界的代表也表示了要向民间智库进行捐款的意愿。座谈会刚一结束，这两位代表成为多家智库追逐的对象。一位被媒体拦住要求采访的智库代表，敷衍两句后直言不讳，称要赶紧去认识一下企业界的代表。此时，一位企业界代表正在收拾东西，有离开之意。
经费问题不只困扰着中国智库。在《2013年全球智库报告》中排名第三的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在实施全球网络布局时，遇到的首要问题就是资金。这家基金会的传播交流部副主任尼克·帕洛特介绍，他们今年打算在印度新德里新建一个中心，但眼下“为钱所困”。
由于中国政府近年对智库建设的重视，官方智库的经费相对充裕，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烦恼。“如何用好经费是一个老大难问题。很多官方智库按照行政单位的体制进行管理，导致经费的管理和使用并不符合研究工作的规律和特点，用起来非常麻烦。比如进行国际交流，许多人因为经费的限制出不去，有的研究员按规定只能两年出一次国。”田琳琳说。她希望，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民间支持，都要有一个更适于智库发展的经费管理模式。
如果经费问题能得到较好的解决，中国未来的智库格局可分为三个层次，以官方智库为主，高校智库为辅，民间智库为补充。在田琳琳看来，民间智库的发展，会和官方智库形成一种竞争，利于共同进步和繁荣。
“智库大而全，有好处，有有难处。”黄平说。在“大而全”的社科院工作了几十年的黄平期待大量小智库、新智库的出现，发挥其灵活应变的特点，走出“小而精”的新途径。
